她张着嘴，像被什么噎住了。
“他去医院看过十七次，吃了十九盒止痛药，没用。”
她的眼泪终于流下来，无声无息。
“我不知道……”她说，“我真的不知道……”
林知墨没有说话。他等着。
她哭了很久，用手背擦眼泪，擦不完。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看着林知墨，像一个溺水的人在问岸上的人为什么不拉她一把。
林知墨没有回答。他不知道答案。
也许是因为说不出口。也许是因为告诉她也无济于事。也许是因为十五年前，在他第一次深夜痛醒的时候，她睡得正沉，他不忍心叫醒她。
“同志，”她忽然抓住林知墨的袖口，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他会判多久？他还能……还能回家吗？”
林知墨看着她。这个一辈子没出过上海的女人，她的丈夫在一千台轧机旁工作了十六年，她的儿子刚上初二，她的缝纫机踏板被踩得锃亮。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林知墨说，“法院会依法判决。”
她的手慢慢松开。
“那我等他。”她说，“多久都等。”
她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
“同志，”她说，“谢谢您告诉我他头痛的事。十五年，我都没问过。”
她走出会见室，背影佝偻，步子很慢。
林知墨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晚上七点，闸北分局会议室。
案情分析会已经开了两个小时。陈支队长把周国富的供述、物证比对、医疗记录一一过堂，结论板上钉钉：连环袭击案告破。
“明天向市局报结案。”陈支队长合上卷宗，“林主任，这次多亏你们中心。不是您那个‘夜班工人’的侧写，我们还在海里捞针。”
林知墨没有接话。他看着桌上那叠医疗记录复印件。
“周国富的精神鉴定安排了没有？”他问。
陈支队长顿了顿：“安排了，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后天来做。”
“鉴定结论会写进卷宗。”
“会的。”陈支队长说，“虽然是量刑情节，但该走的法律程序我们一定走足。”
林知墨点了点头。
会议结束，人群散去。周倩在收拾电脑，陈支队长在和预审科交代明天的提审安排。
林知墨没有走。他坐在会议室角落，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空白的稿纸。
周倩收拾好东西，看他没有起身的意思，小声问：“林主任，您不回招待所？”
“你先回。”林知墨说，“我写点东西。”
周倩看了一眼他面前的白纸，没有再问。
会议室里只剩下林知墨一个人。
他提起笔，在纸上写下标题：
《环境压力与暴力犯罪触发——基于上海“2·26”系列袭击案的犯罪心理分析》
笔尖停顿。
他想起周国富在审讯室里说的第一句话：“机器，修不好的时候，会响。”
他想起工具间里那双擦拭扳手的手，认真，专注，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他想起陈永年说的“用罪恶惩罚罪恶，永远不是正道”。
他想起赵永固信上写的“我把他也拉进了深渊”。
他写下去。
“传统犯罪心理画像侧重于‘罪犯是什么人’，而本案揭示的更深层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从未有过违法犯罪记录、社会功能基本完整、人际关系无显著障碍的普通人，会在特定条件下实施系列暴力行为？’”
笔尖沙沙划过纸面。
“本案罪犯周某，40岁，国营企业职工，工龄16年，无前科。其犯罪动机非图财、非仇杀、非性侵，而是源于长达15年的慢性偏头痛及缺乏有效干预导致的心理代偿失调。”
他顿了顿。
“周某将自身的生理痛苦‘转移’至暴力行为中，通过袭击他人获得短暂的症状缓解。这种行为模式在精神病学上并非孤例，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周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人’。他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清楚知晓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作案后销毁证据、规避侦查的行为也显示其认知功能完好。”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正常人’，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以平均每年一起的频率，用暴力为自己开具处方。”
他停下笔，看着窗外的夜空。
雨后的上海有一种被洗过的干净，霓虹灯倒映在湿漉漉的马路上，像流动的颜料。
他继续写。
“本案应引起重视的，不仅是周某个人，而是其所代表的‘沉默人群’。他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