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就出来了。”

    他抬起头，看着林知墨。那眼神不是在看审讯者，是在看一个也许能听懂的人。

    “那天晚上，我走在路上，脑子里的机器响得像要炸开。然后我看见她，走在前面，低着头，走得很慢。”

    他停顿了很久。

    “我打了她。机器停了。”

    审讯室里只剩下日光灯镇流器的电流声。

    “停了多久？”林知墨问。

    “……三天。”周国富说，“三天后又响了。”

    “所以你又去了。”

    周国富点头。

    “每次机器响得太厉害，你就出去找下夜班的女人。”

    周国富又点头。

    “你认识她们吗？”

    周国富摇头。

    “你恨她们吗？”

    周国富摇头。摇头的动作很轻，像是对自己的否认。

    “我不恨她们。”他说，“我恨那台机器。”

    他抬起头，眼眶干涩，没有眼泪。

    “但我修不好它。”

    林知墨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前天走访的那些受害者。她们都是普通的夜班女工，纺织厂、印染厂、超市收银员。她们不知道袭击者是谁，不知道为什么被选中。她们以为这是一场来自黑暗深处的、无缘无故的恶意。

    不是无缘无故。她们被选中，仅仅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刻，走在那条特定的路上，头上顶着同样的夜空，脚上踩着同样的归途。

    她们是容器。

    装载着一个男人溢出来的、无法命名的痛苦。

    林知墨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上海的夜，霓虹灯把低垂的云层映成暗红色。

    “你的偏头痛，”他说，“什么时候开始的？”

    身后沉默了很久。

    “1980年。”周国富说，“进厂第二年。”

    十五年。

    林知墨闭上眼。

    他想起自己的前世，那些无眠的夜晚，太阳穴里像有根针在持续刺入。他吃了十五年的止痛药，直到肝脏指标亮起红灯。

    “看过医生吗？”

    “看过。”周国富说，“说是神经性的，治不好。开止痛药，一开始吃一片有用，后来两片，三片。再后来没用，不吃了。”

    他顿了顿：“吃了也响，还不如省点钱。”

    林知墨睁开眼睛。

    “你儿子上初中了。”他说。

    周国富的肩膀轻轻颤了一下。

    “他知道吗？”

    周国富摇头：“不知道。”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不知道他爸爸脑子里有台坏掉的机器。”

    审讯室安静了很久。

    林知墨走回桌边，坐下。

    “周国富，”他说，“你犯的罪，法律会审判。我不是法官，不能判你。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周国富抬起眼睛。

    “你那台机器，”林知墨说，“不是修不好。是你从来没用对工具。”

    他站起身，走向门口。

    “我会请精神科医生给你做鉴定。”他没有回头，“不是为了帮你脱罪。是为了让法院判你的时候，知道你脑子里的那台机器是真的。”

    门在身后合上。

    周国富独自坐在审讯室里，看着自己那双手。

    很久。

    他把手心翻过来，又翻过去。

    像第一次发现，上面除了油污，还有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