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墨忽然想起一个词：工业性耳聋。长期在高分贝环境中工作的人，听力会逐渐下降。他们习惯大声说话，习惯从对方的口型推断语义，习惯活在一个比常人更安静的世界里。
林知墨闭上眼。
他听见轧钢车间的轰鸣。
他听见下班后弄堂里的寂静。
他听见自己大脑深处持续不断的、像远方雷声一样的偏头痛。
他睁开眼。
“明天，”他说，“我要去那家钢厂。”
2月29日，上午九点，上海第五钢铁厂轧钢车间。
林知墨穿着厂里借的工作服，站在车间入口。周倩跟在他身后，被巨大的噪音震得皱眉。
这是林知墨第一次亲眼见到周国富工作了十六年的地方。
巨大的轧辊缓缓转动，通红的钢坯从加热炉吐出，被机械臂送入轧机，发出刺耳的金属嘶鸣。整个车间都在震动，地板传来持续的嗡鸣，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粉尘的气味。
工人们戴着帆布手套，神情麻木，动作精准。他们在轰鸣声中交流全靠手势和口型。
车间主任扯着嗓子喊：“周国富？他在三号轧机，干了十几年了！老员工！”
林知墨走到三号轧机旁。机器正在运转，没人。
“刚才还在！”一个工人比划着，“可能去工具间了！”
林知墨转身，走向车间东侧的工具间。
门虚掩着。他推开门。
工具间不足五平米，三面是工具架，中间一张旧工作台。周国富背对着门，正在用油布擦拭一把扳手。
他听到脚步声，回头。
四十岁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半。面容清瘦，眼窝很深，眉骨突出。不是凶相，是一种长年累月被什么重物压着、压得快要撑不住的疲惫。
他看到林知墨身上的工作服，以为是新来的工友，点了点头，又低下头继续擦扳手。
林知墨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看着周国富的双手。
那是一双保全工的手。指节粗大，虎口有厚茧，掌纹里嵌着洗不净的油污。指甲剪得很短，边缘整齐。
他擦完扳手，放回工具架上。然后拿起另一件工具——一把羊角锤。
锤头有些磨损，木柄因常年使用被磨得光滑。手柄中段缠着黑胶布，缠得很整齐，一圈压一圈，角度均匀。
周国富用拇指抚过胶布边缘，确认没有翘起，然后把它挂上墙。
他始终没有回头看林知墨。
林知墨转身，走出工具间。
周倩在外面等他。车间噪音太大，她凑近林知墨耳边：“林主任，是他吗？”
林知墨没有回答。他走向车间门口，走进室外冰冷的空气里。
他站在厂区的梧桐树下，看着灰白的天。
“给他一台机器，”林知墨说，“他能修好。”
他顿了顿：“给他自己，他修不好。”
晚上八点，闸北分局审讯室。
周国富坐在椅子上，穿着从车间直接被带过来时的蓝色工装，油污还没洗掉。他没有问“为什么抓我”，也没有喊冤。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像在工具间里擦拭工具时一样。
林知墨坐在他对面。审讯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周国富。”林知墨开口。
周国富抬起眼睛，看着他。那眼神不是恐惧，不是仇恨，是一种奇异的、近乎礼貌的等待。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
周国富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十二个人，”林知墨说，“五个重伤，七个轻伤。你每次下手之前，都想控制自己。”
周国富的眼皮跳了一下。
“第三起、第七起、第十一起，你收着力。”林知墨的声音很平，“不是不想伤害，是怕伤害过头。”
周国富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为什么？”林知墨问。
沉默。
审讯室的灯光照在周国富脸上，把他十六年的疲惫照得无处遁形。
“机器……”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锈蚀的铁，“修不好的时候，会响。”
林知墨没有说话。
“我修了十六年机器。”周国富说，语速很慢，像在回忆很远的事情，“机器坏了，我修。修好了，它就不响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嵌满油污纹路的手。
“我脑子里有台机器。”他说，“响了十几年。我修不好。”
林知墨静静地听着。
“下班的时候最响。”周国富说，“车间里有声音，一千台机器一起响，我听得见，但那个声音不钻脑子。一走出厂门，外面安静了，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