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坐在主位的不是他们，是张克敌。
林知墨走进会议室时，所有人都看着他。一夜未眠，他的警服有些皱，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但腰背依然挺直。
“坐。”张克敌指了指自己旁边的位置。
林知墨坐下，将连夜整理的报告放在桌上。
“赵永固已供认1991年山西博物馆失窃案、1993年河南盗墓案、1995年陕西田野考古工地文物失窃案，以及‘2·8’运钞车抢劫杀人案。”他的声音沙哑，但条理清晰，“同案犯钱小军，20岁，负责外围望风，未直接参与暴力行为。两人已在押，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会议室里响起低沉的议论声。四起积案，一起现行重案，全部告破。
“被劫78万现金追回21.4万，其余已被赵永固以匿名捐款方式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和修缮乡村小学，具体流向正在核查。山西博物馆失窃的战国青铜鼎尚未追回，据赵永固供述，1992年经香港流向英国某私人收藏家。”
张克敌没有看报告，一直看着林知墨。
“你昨晚审讯了七个小时。”他说。
“是。”
“有什么收获是报告里没写的？”
林知墨沉默了几秒。
“赵永固不认为自己是个杀人犯。”他说，“他认为自己是法官、陪审团、行刑者的三位一体。他的行为有完整的内在逻辑：社会存在不公——法律无法纠正所有不公——个人有权利和义务去纠正那些法律遗漏的不公。”
“这是无政府主义。”大要案处长皱眉。
“这是自封神祇。”林知墨说，“他把自己的判断凌驾于法律之上，用自己的标准定义有罪无罪。当他扣动扳机的时候，他相信自己是在执行正义。”
他顿了顿：“这种信念比仇恨更难摧毁。”
会议室安静下来。
张克敌开口：“你是在为他辩护？”
“不。”林知墨说，“我在解释他。辩护是律师的工作，解释是分析者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罪犯的思维方式，就无法预防下一个赵永固出现。”
他翻开笔记本：“赵永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利益格局调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是被制度遗忘、被法律辜负的个体。其中极端者，会把个人的复仇包装成正义的审判。”
他看着张克敌：“这才是这起案件最大的警示。”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张克敌沉默了很久，然后对河北总队长说：“案件移送审查起诉阶段，请省检提前介入，证据链条一定要扎实。”
“明白。”
他又看向林知墨：“你那个二十四小时的分析报告，今天下午发往全国刑侦系统，作为典型案例。”
林知墨微微一怔。
“部领导已经批了。”张克敌说，“不是推广犯罪心理画像，是推广‘基于行为证据的分析方法’。你不是一直在说，这是科学，不是玄学吗？现在有机会让更多人看见科学长什么样。”
他站起身，难得地拍了拍林知墨的肩膀：“去睡一觉。睡醒了，还有下一个案子。”
林知墨站起来，但没有去休息。他走出会议室，下楼，来到羁押室门口。
秦铁山正靠在墙上啃冷馒头。看见林知墨，他站起来：“还审？”
“不审。”林知墨说，“再看看。”
他隔着铁窗，看着里面的赵永固。
老人坐在床沿，背靠墙壁，手里拿着一本书——看守所里唯一的读物，是郑保国从办公室找来的一本《古文观止》。他读得很慢，有时停下来，用手指在空中比划。
秦铁山顺着林知墨的目光看去，低声说：“刚才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要书。郑队给了这本。他一直在看。”
林知墨没有说话。
“他那个学生，”秦铁山说，“钱小军，关在另一间。刚才送饭，他问我们赵老师吃饭了没有。自己一口没动。”
林知墨转身，向另一间羁押室走去。
钱小军蜷缩在角落，像昨天夜里一样。面前放着没动过的午饭——馒头、白菜炖豆腐、一片肥肉。
林知墨蹲下身，与他平视。
“赵老师吃饭了。”他说，“他吃了半个馒头，喝了一杯水。”
钱小军抬起头，眼眶红着，但没有哭。
“他会死吗？”他问。
林知墨没有回答。
“他说过他做的事，够死好几次了。”钱小军的声音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他说他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在我学会自立之前看着我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