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老旧的五六式手枪，弹匣已经卸下。

    “枪在枕头底下，上了膛。”秦铁山说，“但他没动。”

    林知墨点点头，跨进门槛。

    屋子里很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墙角堆着纸箱和书。桌上摊着《春秋左传注》，翻开的一页是“宣公二年”。

    书桌旁坐着一个男人。

    他五十一岁，头发花白，面容清瘦，颧骨突出。他穿着旧军裤和深灰色毛衣，右腿别扭地伸着，脚边靠着一支自制木拐。他没有戴手铐，双手平放在桌上，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净的油墨。

    他看着门口，眼神平静。不是被捕后的绝望，也不是顽抗者的凶狠，而是一种奇异的、甚至带着审视意味的平静——仿佛他不是被包围的罪犯，而是一位等待学生到课的先生。

    “赵永固。”林知墨说。不是疑问。

    赵永固的目光落在林知墨的警衔上。一级警司，很年轻。他的眉头微微动了动，然后开口，声音低沉沙哑：“你是那个写报告的。”

    林知墨没有否认。

    “我从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赵永固说，语气像在陈述天气，“南江，省厅，积案专家。没想到部里把你调来了。”

    他顿了顿，嘴角微微扬起，不是笑，是确认某种预感的满足：“我的案子，值得部里来人了。”

    秦铁山上前一步，想把赵永固从椅子上拉起来。林知墨抬手制止。

    “你的腿伤。”林知墨说，“越战？”

    赵永固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右腿，像看一件久远的旧物：“1979年，谅山。地雷碎片，没取干净。阴雨天会疼。”

    “昨天河北没有雨。”

    “但我要做事。”赵永固平静地说，“做事的时候，不疼。”

    林知墨沉默了几秒。他转身看向墙角蹲着的年轻人——钱小军，二十岁，瘦弱，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他是你收养的？”林知墨问。

    “不是收养。”赵永固说，“是教。他是我的学生。”

    “你教他什么？”

    “教他认字，读书，明理。”赵永固的声音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度，“教他这个世界不是他小时候经历的那个样子。”

    林知墨看着钱小军。他始终没有抬头，但眼泪已经滴在手背上。

    秦铁山不耐烦了：“林主任，人抓到了，带回局里审。”

    林知墨没有动。他依然看着赵永固，而赵永固也看着他。灯光昏黄，照着两个男人之间无形的对峙。

    “你知道陈永年跟我们说了什么。”林知墨说。

    赵永固微微点头，神情平静如古井：“陈先生是个好人。当年借我那本笔记，是我这辈子最感激的事之一。”

    “你用他教你的知识杀人。”

    赵永固没有辩解。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像是对学生答错题目的遗憾。

    “你不懂。”他说，“我杀的不是人，是溃烂的疮口。”

    林知墨没有接话。他转身走向门口，对秦铁山说：“带回去。分开押解，路上不要交流。”

    走出屋子时，夜风更加凛冽。林知墨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没有星星，云层压得很低。

    郑保国走过来，低声说：“林主任，三轮摩托的货箱里发现了部分现金，大概二十万。还有几件青铜器，和山西博物馆失窃的清单对得上。”

    林知墨点点头，没有说话。

    远处，钱小军被押上警车。他始终低着头，像一棵被霜打过的野草。

    而赵永固拄着拐杖，自己走上车。他坐进后座时，回头看了一眼那间亮着灯的破屋，然后收回目光，安静地靠在座椅上。

    警车一辆接一辆启动，红色的尾灯划破黑暗，驶向平山县城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