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会议室里，气氛比平时多了几分凝重。椭圆形的会议桌旁，除了林知墨和方明，还坐着省博物馆的孙馆长、保卫科赵科长，以及两位省厅负责督办大要案的领导。空气里弥漫着焦虑与困惑。
投影仪投射出的画面，是省博物馆“战国瑰宝”专题展厅的照片。展柜内，聚光灯下，几件青铜器静静地陈列着，散发着幽远的历史光泽。然而，其中三个展位现在空着，只留下标签牌，像被拔掉牙齿的颌骨，诉说着无声的失窃。
“林专家，情况就是这样。”孙馆长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此刻眉头紧锁，手指敲打着桌面，“上周五（7月21日）下午闭馆前清点，一切正常。周六周日正常开放。周一（7月24日）上午开馆前例行检查，就发现这三件东西……被调包了！”他语气里满是难以置信和痛心。
失窃的是三件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一件蟠虺纹青铜鼎、一件错金嵌绿松石青铜壶、一件羽状纹青铜匜。都是国家二级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调包？”林知墨的注意力被这个词紧紧抓住。不是暴力破拆，不是整体盗走，而是用仿品替换了真品。这意味着，窃贼不仅需要盗取，还需要准备足以在短时间内蒙混过关的仿制品。
“是的，调包。”保卫科赵科长接过话头，他是个转业军人，身材魁梧，此刻脸色铁青，“我们检查了展柜，锁具完好，没有暴力开启痕迹。红外报警系统在周末两天也没有触发记录。唯一的异常，是周六晚上11点左右，东侧走廊的一个监控探头，拍到了一个非常模糊的黑色人影，一闪而过，只能判断是个中等身材的人影，戴着帽子，看不清脸。其他区域的监控要么没拍到，要么画面正常。”
“内部人员呢？”一位省厅领导问。
“我们第一时间封锁了博物馆，对所有当晚值班的保安、清洁工以及近期接触过这三件文物的研究人员、布展人员进行了排查和问询。”赵科长回答，“目前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值班保安两人一组，每隔一小时巡逻一次，记录完整，互相印证。而且……那三件仿品，做得实在太像了！”
他拿出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那三件被换下来的“赝品”。即使隔着塑料袋，也能看出其形制、纹路、锈色与照片中的真品极为相似，非近距离仔细甄别难以察觉。
林知墨仔细观察着投影上放大的仿品照片。方明示意工作人员将证物袋拿到林知墨面前。林知墨戴上白手套，小心地取出其中那件仿制青铜匜。入手分量似乎略轻，但形制、纹饰，甚至表面那层斑驳的“绿锈”和“土沁”，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需要多高的手艺？”林知墨抬头，看向孙馆长，“馆长，以您的专业眼光看，仿造到这个程度，需要什么水平的人？”
孙馆长扶了扶眼镜，凑近看了看林知墨手中的仿品，又看了看照片，长叹一声：“以假乱真！不，是几乎乱真！这绝非普通造假作坊能做出来的。你看这纹饰的铸造感、这锈色的层次和过渡、这器形的比例……没有几十年的功力，没有对战国青铜工艺深刻的理解，绝做不出来。这仿品的胎体、铸造工艺可能用了现代简化手段，减轻了重量，但这做旧的手艺……简直出神入化。我敢说，国内能达到这个水平的仿古做旧高手，两只手数得过来，而且大多年纪不小了。”
不是普通盗贼，是拥有顶尖技艺的匠人，或者能驱使这种匠人的人。
“而且，”孙馆长补充道，语气更加沉重，“对方非常了解我们的展览和安保。这三件器物体积适中，便于携带和隐藏，价值又足够高。展柜虽然锁着，但并非银行金库级别。他们选择在周末闭馆后动手，利用了夜间监控盲区和保安巡逻间隙，时间拿捏得非常准。我怀疑……可能有内应提供信息，或者，作案者对博物馆内部极其熟悉。”
内应？内部人员？这是常规侦查思路。但林知墨的思维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方主任，”林知墨转向方明，“我们之前的案件，侧写往往从动机、心理、行为模式入手。但这个案子，我觉得首先要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谁能做到？”他举起手中的仿品，“谁能做出这样的东西？这不是靠胆子大、会开锁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极其专业、甚至堪称‘艺术’的技能。找到能做这个的人，或许就找到了案件的起点，甚至是核心。”
方明赞同地点点头：“你的思路是对的。犯罪的门槛越高，犯罪者的画像就越清晰。这首先是一个‘能力’犯罪。”
“孙馆长，赵科长，”林知墨问，“博物馆内部，包括合作单位，有没有这种水平的文物修复专家或仿古艺人？或者，最近有没有这类人员与博物馆有过接触，哪怕是学术交流？”
孙馆长和赵科长对视一眼，仔细回忆后摇头：“馆里的老师傅退休了几个，在岗的几位修复师水平很高，但专精书画、陶瓷，青铜器修复和仿制不是他们的最强项。而且他们的品行我们都了解，也排查过，没有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