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近期也没有外来的、特别顶级的仿古专家到访。”

    那就是外部人员所为。

    “我需要更专业的鉴定意见，”林知墨说，“不仅要判断仿品的水平，最好能看出仿制者的个人风格、习惯手法。就像笔迹鉴定一样，每个顶尖匠人，在做旧、上色、处理细节时，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签名’。”

    孙馆长眼睛一亮：“您说得对！有些老手艺人确实有独门绝活和个人习惯。我可以联系省文物局的两位老专家，他们一位是青铜器鉴定泰斗，一位是文物修复界的元老，见多识广，或许能看出些门道。”

    “太好了，麻烦您尽快安排。”林知墨道，然后又问，“另外，关于这三件真品的潜在流向……它们如果被偷走，最有可能去哪里？销赃渠道会是什么？”

    孙馆长脸色一黯：“这种级别的文物，国内敢接手的黑市藏家极少，风险太大。最有可能……是走私出境。国际市场，尤其是某些海外私人藏家或灰色博物馆，对这类有明确出土地点和文化意义的中国高古文物，需求很大，愿意出天价。”

    案件的性质，瞬间从博物馆盗窃，向文物走私、甚至可能涉及跨国犯罪升级。

    省厅领导指示：“此案影响恶劣，必须限期破获，追回国宝。林知墨同志，由你牵头负责侦破，省厅协调各方力量全力配合。博物馆方面全力提供专业支持。要注意，如果涉及走私出境，案情会非常复杂，必要时可以提请相关部门协同。”

    会议结束后，林知墨和方明回到研究室。

    “感觉如何？”方明问，“又是一个新领域。”

    林知墨推了推眼镜，目光沉静：“挑战很大。这个案子，凶手（或团伙）的‘专业技能’是最突出的特征，这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画像入口。不同于心理创伤驱动的犯罪，这更像是一种‘技术型’、‘利益驱动型’的犯罪。动机可能很直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其中可能也掺杂着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

    “比如，孙馆长说的，能做这种仿品的人，往往是顶尖匠人。这样的人，通常对自己的手艺有极致的追求和骄傲。他甘心只为钱去仿造，然后参与盗窃吗？会不会有某种‘证明’的心态——证明自己的手艺足以乱真，甚至挑战体制内的专家和安保系统？”林知墨分析道，“还有，选择这三件特定的、都与‘山川祭祀’主题相关的青铜器，是巧合，还是买家有特殊癖好？这背后或许有更深的考量和文化符号意义。”

    方明点点头：“你想得很深。先等专家的鉴定结果吧。我已经跟厅里报备，如果确定涉及走私出境的可能性大，我们会启动与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

    “明白。”林知墨走到白板前，开始书写初步的关键词：“顶尖仿古匠人”、“可能的内应或内部情报”、“特定器物选择”、“走私出境渠道”、“经济利益核心，可能叠加技术炫耀或证明心态”。

    他在白板中央画了一个圈，写上“仿品制作者”，又画了几个箭头，分别指向“盗窃执行者”、“内部信息源”、“走私渠道”、“境外买家”。一个可能的犯罪网络草图隐隐浮现。

    这个案子的对手，不再是内心充满创伤的孤独者，而很可能是一个专业、冷静、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的犯罪团伙。他们所图的，是巨大的利益，所倚仗的，是精湛的技艺和周密的情报与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