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军坐在椅子上，依然低着头，但相较于昨天崩溃的状态，显得平静了许多，甚至有些麻木。他的手腕上戴着手铐，面前放着一次性水杯。
负责主讯的是红旗路派出所一位经验丰富的副所长，语气平稳。林知墨和郭所长在旁边的观察室，通过单面玻璃看着。陈辅导员也被允许在场，坐在记录员旁边，她的存在让讯问室多了一丝安抚的气息。
讯问进行得异常顺利。在陈辅导员前期建立的一定信任基础上，李小军对七起纵火行为供认不讳。他详细描述了每次如何选择目标（观察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如何准备一小瓶汽油或煤油（从摩托车修理铺或杂货店零星购买），如何深夜撬开简易门锁进入，在角落点燃被褥或杂物，然后迅速离开，躲在远处观察。他承认自己总是计算时间，确保火势不会立刻吞噬房屋，并会在火起后不久，跑到最近的公用电话亭拨打119，用含糊急促的声音报警。
“为什么每次都要留一只小孩的鞋子？”副所长问。
李小军眼神空洞地看着桌面：“……捡的。看着……像我以前丢的。留在那儿……就像……我也在那儿。火来了，就该有人看见。”他的逻辑依然破碎，但意思明确：童鞋是他自我的投射，是“需要被看见”的标志物。
“你不知道放火可能会烧死人吗？那些老人万一跑不出来怎么办？”
李小军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我看了，他们睡觉轻，有烟就醒了……门口我都没堵……我跑开的时候，还会喊两声‘着火啦’……”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在他的扭曲认知里，他似乎认为自己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止最坏结果，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其行为的极端危险性和违法性。
他承认假火警也是他打的，目的就是想“听听消防车的声音”，“想知道是不是一打电话他们就会来”。
所有口供与现场勘查、物证分析（虽然直接物证少，但点火方式、助燃剂类型、童鞋出现规律等）、证人证言（如杂货铺老板、消防队员）均能相互印证。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形成了。
讯问结束后，李小军被带下去。接下来是繁琐但必要的法律程序：体检、入所、等待检察机关批捕、起诉。
但林知墨的工作，远未结束。
回到省厅研究室，他立刻开始撰写本案的结案报告。报告的标题，他没有使用常规的“某某被侦破”，而是定为：《非致命性连环纵火行为背后的心理危机干预与犯罪动机深度分析——以“李小军纵火案”为例》。
在报告中，他详细梳理了案件事实和证据，但用了大量篇幅，基于访谈、观察和侧写，深度剖析了李小军的犯罪心理形成机制：
1. 早期严重创伤：童年被遗弃经历导致根本性安全感和归属感缺失。
2. 心理固着与扭曲认知：创伤未得到处理，固着于“被忽视”主题。将“火灾-救援”这一社会应急响应，扭曲地认知为解决“被忽视”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
3. 强迫性重复与象征性表达：纵火行为是对创伤情境（危机与无人问津）的强迫性重复，试图在重复中通过掌控火势和引发救援，来获得虚幻的掌控感和关注满足。童鞋是连接创伤过去的象征物。
4. 社会适应失败：离开福利院后，缺乏社会支持系统和必要心理资源，无法以健康方式应对孤独和压力，导致犯罪行为成为扭曲的“解决方案”。
报告不仅分析了“为什么”，更着重提出了“怎么办”：
在司法处理层面：建议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审理时，充分考虑被告人特殊的心理背景和认知能力限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精神及心理状态司法鉴定，作为量刑参考。同时，鉴于其社会危害性相对特定、再犯风险与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建议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探索将强制心理治疗和辅导作为惩戒或矫正的一部分。
在社会支持层面：指出本案暴露出的系统性问题：一是对类似福利院离院青年的追踪帮扶几乎空白，他们从“被照顾”状态骤然进入社会，面临巨大风险；二是社区对孤寡老人和边缘青年的心理状态缺乏有效关注和早期干预机制。
因此，林知墨在报告最后，以个人名义（并建议省厅考虑）向民政、共青团、妇联等相关职能部门提出联动建议：
1. 建立福利院离院青年定期回访和必要帮扶机制。
2. 在老旧社区、流动人口聚居区推广引入专业社工或心理志愿者，建立初步的心理健康筛查和危机干预网络。
3. 加强基层民警、社区工作者识别异常行为和心理危机信号的基础培训。
报告完成后，林知墨将其呈交给研究室主任方明。方明仔细阅读后，久久不语。
“知墨，”方明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你这份报告……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刑侦结案报告了。它触及了我们工作中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