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军，21岁，本地孤儿。”郭所长介绍着刚汇总的信息，“根据老住户回忆和零碎记录，他大概是在1986年左右，父母先后病故——他爸是酒精中毒去世，他妈受不了打击跟人跑了，再没回来。那时李小军大概六七岁，在巷子里流浪了半年多，靠街坊邻居有一口没一口地接济。后来被居委会发现，上报后，大概在1987年，被送到了市儿童福利院。”
“福利院那边的记录呢？”林知墨问。
王锐翻看着刚拿到的复印件：“市福利院记录显示，李小军（当时登记用名）于1987年3月入院，性格内向孤僻，有轻微语言发育迟缓，智力正常。在院期间表现安静，但有时会突然情绪低落或焦躁。1993年6月，年满18岁，按规离院。离院后去向未详细记录，只写了‘自主谋生’。”
“1987年入院……”林知墨计算着，“那时他应该八九岁，对之前的创伤有清晰记忆了。在福利院度过了六年青春期，然后进入社会。”他转向郭所长，“他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家送水站工作的？”
“水站老板说，是1994年春节后，大概3月份。李小军自己找上门的，说想找活干，能吃苦。老板看他可怜，就留下了，包吃住，工资不高。他就住在水站后面自己用木板和石棉瓦搭的小棚屋里。”
1994年3月入职。第一起火灾发生在1994年8月。时间上吻合——他回到熟悉的区域工作，触发了某些记忆或情绪。
“他在工作期间表现如何？和同事、客户交流怎么样？”林知墨追问。
“老板说，干活还行，力气有，也听话，让送哪送哪。就是太闷，几乎不说话，送水到客户家，放下水，拿了钱就走，多余一个字都没有。跟另一个送水工老张也没什么交流。老张说他像个‘闷葫芦’，有时候眼神直勾勾的，不知道在想啥。”郭所长描述道。
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一位穿着消防常服的中队长被引了进来。他是附近消防中队的队长，姓吴，接到派出所联系，前来配合了解情况。
“吴队长，您好。麻烦您跑一趟。”林知墨起身握手，“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在螺丝巷那几次火灾出警过程中，有没有留意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尤其是关于一个叫李小军的送水工。”
吴队长是个爽快人，坐下后回忆道：“螺丝巷那几次火，我们都去了。火都不大，处理得快。特别的人……”他皱了皱眉，“你们这一说，我倒想起来，好像是有个小伙子，挺年轻的，好几次我们到的时候，他都已经在旁边了，有时候还帮忙递个水桶、指挥一下围观的人别挡道。看着挺热心，但又不怎么说话，就是盯着火场和我们的消防车看，眼神……有点特别，说不上来。”
“是不是瘦高个，皮肤有点黑，穿得朴素？”郭所长比划着。
“对，就是那样！”吴队长点头，“我还跟队员说过，这小伙子挺关注消防的。哦，对了，有一次，火刚扑灭，我们在收拾水带，他凑过来，很小声地问了一句：‘消防员叔叔，你们每次出警，是不是都觉得特别重要？’我当时正忙，随口回了句‘那当然，救人救火嘛’。他就点点头，走开了。”
“特别重要……”林知墨咀嚼着这句话。在李小军的认知里，消防员的到来，象征着“重要的事件”和“被需要的救援”。这正是他渴望为自己童年创伤赋予的意义。
“吴队长，你们指挥中心有没有提到过，螺丝巷的火灾报警通常比较及时？”林知墨问。
“是的！”吴队长肯定道，“有好几次，报警电话来得特别早，几乎是火刚起来没多久。我们赶到时，火势都还没完全扩散开。这为我们扑救争取了时间。我们还以为是附近群众警惕性高。”
现在看来，那“警惕性高”的群众，很可能就是纵火者本人。
“关于报假火警，您那边有记录吗？尤其是螺丝巷这一带。”林知墨引导着。
吴队长想了想，示意随行的通讯员递过来一个记录本，翻看了一下：“有。去年……大概是11月，有一次，接报说螺丝巷有老房子着火，有小孩哭。我们紧急出动，到了地方什么都没发现，虚惊一场。当时还挺生气。报案电话是公用电话，找不到人。”
时间和沈冰查到的吻合。
所有线索，都像溪流归海，指向李小军。
会议结束后，林知墨让郭所长安排两名便衣民警，对李小军进行隐蔽的、远距离的观察，重点是了解他日常活动规律、精神状态，以及他居住的棚屋内是否有异常物品。同时，不要让他察觉到被调查。
下午，观察信息陆续反馈回来。
李小军的生活极其规律：早上七点多起床，在水站吃早饭，然后开始送水。送水范围主要在螺丝巷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