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几个老旧小区。中午回水站吃饭，下午继续送水或做些杂活。傍晚收工。他几乎不去娱乐场所，不与人聚餐，晚上大多待在自己的棚屋里，很早就熄灯。棚屋很小，窗户用旧报纸糊着，看不清里面。

    便衣民警伪装成找水站老板闲聊的邻居，远远看到过李小军几次。他形容消瘦，背有点微驼，总是低着头，走路很快。送水时，遇到老人，他会多停留一两秒，但也不说话，就是看着。有民警注意到，有一次送水到一位孤老家（并非火灾受害者），那老人行动迟缓，开门慢了，李小军就站在门外等着，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水桶的边缘，眼神有些空洞，直到老人开门。

    “他好像……在观察这些老人，或者说，在感受什么。”汇报的民警说。

    另一路民警设法从水站老板那里了解到，李小军偶尔会问起一些巷子里老人的情况，比如“某大爷最近身体好吗”、“某婆婆还一个人住吗”，问得很随意，但问的都是独居老人。老板也没多想，以为他就是随口关心。

    傍晚时分，一份关键的补充信息送到了林知墨手中：市消防指挥中心根据派出所提供的李小军姓名和大致年龄，重新翻查了通话记录（当时部分重要电话有简要录音或笔录）。他们发现，不止1994年11月那次假火警，在1994年8月（第一起火灾前）、1995年1月、3月的几次真实火灾报警电话，虽然来自不同地点的公用电话，但接线员回忆，报案人的声音特征（年轻、低沉、略带紧张和急切）非常相似。只是当时没有并案，未引起注意。

    此外，指挥中心还查到，1994年10月，有一个声音类似的年轻人，打电话到消防队，不是报警，而是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消防车晚上出动快吗？”“如果只有一点小火，你们会来吗？”当时接线员以为是小孩捣乱，训斥了几句就挂了。

    行为模式越来越完整：对消防队的异常关注、可能多次报警（真假混合）、火灾现场的“热心”出现、对孤寡老人的特殊留意、符合侧写的个人经历……

    “基本可以确定了。”林知墨在派出所的临时办公室里，对郭所长和自己的团队成员说，“李小军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但我们现在缺乏直接物证——没有在他住处搜到助燃剂、童鞋等物品。他可能已经处理掉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状态特殊，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可能会引发他的强烈抗拒、自我伤害，或者彻底封闭自己。”

    “林专家，那您的意思是？”

    “他不是那种穷凶极恶、对抗社会的罪犯。他的犯罪行为，根源在于心理创伤和扭曲的求助方式。”林知墨阐述着自己的计划，“所以，我建议，先不以侦讯为目的接触他。而是以‘社区关怀’、‘了解困难青年情况’的名义，由社区民警和一位专业的心理辅导员（或温和的社工）上门走访，进行非正式谈话。目的是建立初步信任，评估他的心理状态，并寻找机会引导他谈论过去，特别是童年和火灾相关的话题。我会在附近，通过通讯设备远程指导谈话方向。”

    他看向郭所长：“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有耐心、善于沟通的社区民警，最好是女性，减少压迫感。另外，请区里或市里帮忙，联系一位可靠的心理咨询师或社工，以‘志愿者’或‘社区工作者’身份参与。”

    郭所长有些疑虑：“这……能行吗？万一他察觉了，跑了或者做出过激举动……”

    “风险存在，但可控。”林知墨分析，“根据观察，他生活规律，缺乏逃跑的经济基础和社交网络。他的心理需求是‘被关注’，而非‘对抗’。以关怀姿态接触，本身就可能部分满足他扭曲的需求，降低立即对抗的风险。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谈话中，让他感受到被理解（哪怕是部分），同时潜移默化地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被关注，并且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获得帮助。”

    这是一种充满挑战的、将心理干预前置的侦查策略。郭所长思考片刻，用力点头：“好，听您的！我这就去安排人和联系心理专家。您需要什么时候进行？”

    “明天。”林知墨目光坚定，“越快越好。每多一天，他再次作案或心理状态恶化的风险就增加一分。而且，我们需要在他还没有完全警觉的情况下进行。”

    夜幕降临，螺丝巷一带灯火稀疏。李小军那间矮小的棚屋，早已陷入黑暗，像一颗沉默的、藏在城市褶皱里的黯淡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