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省厅比平日安静许多，但特殊犯罪心理分析研究室内依然忙碌。沈冰的效率极高，昨天要求的资料，今天一早便通过传真和电话陆续汇总过来。
林知墨面前的桌子上，摊开了几份不同的报告和清单。
首先是沈冰做的纵火案串并结果：除了螺丝巷这七起，南江市其他区域在过去三年内，还有另外三起未破纵火案，现场也发现了儿童物品（一个破损的塑料娃娃、一本烧焦的幼稚园图画本、一只小袜子），且火灾损失轻微，无人员伤亡。这三起案件发生地分散，时间间隔长，当时未引起足够重视，也未与螺丝巷案件并案。现在看来，很可能是同一人或同一心理驱动下的系列行为。
“行为模式在扩展，或者早期尝试。”林知墨标注道，“说明这种行为模式对他的心理满足是有效的，他在重复和巩固。”
其次是民政系统的查询结果。沈冰通过南江市民政局，调阅了螺丝巷所在行政区近十五年（1980-1995）的儿童福利相关记录。结果令人心沉：
由于该区域贫困、人口结构复杂，记录显示至少有九名儿童因父母亡故、失踪、入狱或极端贫困无力抚养，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被送往市内不同的福利院或儿童救助机构。这些孩子被送走时的年龄从3岁到10岁不等。记录往往简略，有的连照片都没有，只有姓名（有时还是小名）和基本情况的寥寥数语。
“九年，九个孩子……”王锐看着那份名单，叹了口气。名单后面附有福利院提供的后续情况（部分）：有的被领养，有的长大离开福利院后失去联系，有的仍在福利院或已成年但处境不佳。
“这些孩子，当年离开螺丝巷时，很可能就穿着那样的鞋子，或者，他们丢失过那样的鞋子。”林知墨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洞察的力量，“那只出现在火灾现场的童鞋，就像一个信标，指向一段被剥离的、充满创伤的童年记忆。纵火者，很可能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或者，是与他们经历高度相似的人。”
他心中的侧写进一步清晰：“男性，18-25岁。童年早期（很可能在5-10岁之间）在螺丝巷度过，经历了被遗弃、送入福利院的重大创伤。这段经历让他对‘家’、‘关注’、‘安全感’的认知严重扭曲。他可能将孤寡老人的处境（孤独、无助、被忽视）与自己或记忆中某个重要他人的童年重叠。”
“他回到螺丝巷纵火，是一种‘强迫性重复’——心理学上，人有时会不自觉地重复创伤性情境，试图在重复中获得掌控感或改写结局。但他重复的不是被遗弃本身，而是‘危机发生后理应得到关注和救援’这一他童年缺失的环节。他制造火灾，然后观察（甚至参与）救援，是在心理上为自己重演一场‘应该发生却未发生的拯救’。”
李振波记录着，忍不住问：“林老师，他为什么选择现在做这些事？童年创伤可能很多年了。”
“触发点。”林知墨分析，“可能是他成年离开福利院后，在社会上遭遇了新的挫折（找工作困难、人际交往失败），加剧了他的孤立感和无助感。也可能是他最近回到了螺丝巷附近生活或工作，触景生情。那个送水工的线索很重要，他可能就是以某种方式重新‘回到’了这个区域。”
这时，电话响起，是沈冰。
“林老师，关于您要查的报假火警记录。”沈冰的声音传来，“我联系了市消防指挥中心。从1994年初到1995年中，以螺丝巷及相邻两个街区为起火点报告的假火警，有四次。其中三次无法追踪来源（可能是公用电话），但有一次，1994年11月的一次，指挥中心记录显示，报案人声音年轻、急促，说看到‘老房子冒烟，有小孩哭’，但消防队赶到后毫无火情。当时接线员留意到，报案电话是来自螺丝巷口的一个杂货铺公用电话。杂货铺老板有点印象，说好像是个常来送水的小伙子打的，打完还买了瓶水，表情有点……奇怪，说不上害怕，倒有点兴奋。”
送水工！再次指向送水工！
“那个送水工，有名字吗？”林知墨追问。
“杂货铺老板只知道他姓李，二十出头，瘦高个，不太爱说话，在附近送桶装水。具体哪家水站不清楚。”
线索在汇聚。林知墨让王锐立刻联系红旗路派出所郭所长，请他务必在不打草惊蛇的前提下，查清在螺丝巷片区活动的送水工，尤其是姓李、二十岁出头、性格孤僻的。
放下电话，林知墨走到白板前，开始系统梳理并完善侧写：
【犯罪心理画像更新 - “螺丝巷连环纵火犯”】
1. 人口统计学特征：
· 性别：男（基于纵火犯性别统计倾向及行为特征）。
· 年龄：20-22岁左右（符合1994-95年作案时年龄，童年创伤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
· 籍贯/成长地：极可能在螺丝巷或紧邻区域度过童年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