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郊农场的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尽，像一层薄纱罩着田野和房舍。土路两旁的白杨树高大笔直，树叶在晨风中沙沙作响。偶尔有自行车骑过，车铃叮当，是农场职工去值班或买菜。
林知墨坐在一辆民用吉普车里，车停在农场家属区入口外两百米的路边。开车的是个年轻民警，穿着便装。
“林主任，前面就是家属区了。房子在第三排最东头。”民警指着前方。
林知墨透过车窗看去。那是一排排红砖平房，样式统一，带小院。房子大多有些年头了，墙皮剥落，院墙斑驳。有些院子种了菜，有些荒着，长满杂草。
第三排最东头的那栋，院墙比其他家高一些，上面确实插着碎玻璃——在晨光下反射着细碎的冷光。院子里很干净，没有杂草，显然被打扫过。
“我在这里等。”民警说，“对讲机测试一下。”
林知墨从公文包里取出便携式对讲机，按下通话键，低声说:“测试。”
对讲机里传来周浩的声音，有些电流声但清晰:“收到，信号良好。我们已经就位，树林组距离院子一百米，观察点在五百米外。一切正常。”
“我进去了。”
“注意安全。”
林知墨把对讲机放回公文包，但让天线露在外面——这样信号会好一些。他推开车门。五月底的早晨还有点凉，风拂过田野，带来泥土和植物的气息。他穿着普通的白衬衫、灰色长裤，手里提着那个黑色公文包——里面是对讲机、笔记本和笔，还有那封“第二题”的信。
他沿着土路走向家属区。路上遇到一个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好奇地看了他一眼。林知墨点点头，没有停留。
第三排，最东头。
老宅的院门是木制的，漆已经掉光，露出原木的颜色。门虚掩着，没有上锁。
林知墨在门前站了三秒，然后推门。
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院子不大，约二十平米，水泥地面扫得很干净，连一片落叶都没有。墙角堆着一些旧砖块，上面长着青苔。正对着院门的是房子的正门，也是木门，关着。
院子里静得出奇。没有鸟叫，没有虫鸣，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广播声——大概是哪家在听早间新闻。
林知墨走到正门前，抬手，敲了三下。
门内没有回应。
他又敲了三下，这次重一些。
还是没声音。
林知墨握住门把手，轻轻一推——门开了。
里面是客厅，约十五平米。出乎意料的整洁:地面扫过，桌椅擦过，甚至窗玻璃都擦得透明。客厅中央摆着一张旧木桌，深棕色，漆面斑驳。桌旁两把木椅子，相对而放。
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黑色硬皮封面，纸张泛黄。旁边还有一支老式钢笔，笔帽拧开，搁在笔记本旁。
林知墨没有立刻进去，而是站在门口观察。
客厅的布置很简单:靠墙一个老式碗柜，玻璃门里空荡荡的；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奖状，字迹已经模糊，但能看出是“三好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名”之类的。奖状的主人都是“陈文渊”。
最引人注目的是正面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镶在简陋的木框里。照片上是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表情严肃，眼神锐利——陈国栋，陈文渊的父亲。
照片下的墙面上，用图钉钉着一张纸，上面打印着一行字: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非灌输。”
陈文渊的笔迹。
林知墨走进客厅，脚步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响。他走到桌边，看向摊开的笔记本。
那是陈国栋的日记。摊开的那一页，日期是1980年9月12日，正是档案里提到的那天。字迹严厉:
“文渊今日数学考98分，错两道计算题，粗心所致。责令其抄写错题五十遍，晚饭后完成。玉不琢不成器，日后方知严父苦心。”
旁边有另一行字，用不同的笔迹写的，字迹工整但更纤细——是陈文渊后来加上的:
“我用了整整四个小时抄写。那天晚饭是冷的，母亲偷偷给我留了半个馒头。父亲说，记住这次教训。”
林知墨抬起头。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气味:霉味、灰尘味，还有一种极淡的草药香——艾草和薄荷混合的味道，和那封信上的气味一样。
“你来了。”
声音从里屋传来，平静，温和，像老师在课堂上开口。
林知墨转过身。
陈文渊从里屋走出来。他穿着白衬衫，熨烫得平整，灰色长裤，皮鞋擦得干净。头发梳得整齐，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不像罪犯，更像一位学者或教师。
他的神情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林老师，欢迎。”他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