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条桌上摊着北郊农场的地形图、老宅的建筑平面图、还有陈文渊的全部档案。林知墨站在桌前，手里拿着那封“第二题”的信，已经看了不下十遍。
刘副总队长、周浩，还有省厅刑侦总队的几个专家围坐一旁。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杯茶，但没人去碰，茶水表面已经结了薄薄的膜。
“老宅结构简单，三间平房，带个小院。”周浩用铅笔在地形图上画着，“正门朝南，后面有个小窗。院子围墙高一米八，砖砌的，上面有碎玻璃——农场当年的标准防盗措施。”
林知墨看向建筑平面图。老宅是典型的七十年代农场家属房:进门是客厅，左边卧室，右边厨房和储藏间。总面积不到五十平米。
“他选择这里，因为这是他心理的起点。”林知墨说，“‘我为什么开始’——答案就在他的童年，在他和父亲的关系里。”
一个专家皱眉:“所以我们进去，是要跟他探讨童年创伤？”
“是心理博弈。”林知墨放下信，“陈文渊至始至终都把自己放在‘教育者’的位置上。他设计这套‘期末答辩’，是为了验证他的理念是否被理解，也是为了……获得某种认可。”
“认可？”
“来自一个他认为够格的‘学生’的认可。”林知墨走到窗前，看着外面，“他父亲严厉，很少认可他。成年后，他把这种对认可的渴望，投射到他的‘教学’中。他希望有人——具体来说，是我——能理解他的‘深意’，能给他的‘教学’打分。”
刘副总队长沉吟:“所以他不会伤害你，至少在‘答辩’完成前不会。”
“对。伤害我会破坏这场‘教学’的完整性。”林知墨转身，“但他会设置心理陷阱，会用语言和逻辑施压，会试图证明他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我要做的，不是说服他——那不可能——而是解构他的逻辑，让他看到自己理念的漏洞和根源。”
周浩问:“如果谈崩了呢？”
“那就需要你们介入。”林知墨说，“但我会尽量避免。这场对话本身，就是了解他最后心理状态的关键。”
技术科的人送来通信设备。那是一台便携式对讲机，比饭盒略小，可以放在公文包里。有效通讯距离标称三公里，实际环境中在开阔地可能两公里左右。
“测试过吗？”林知墨问。
“测试了，在农场那种开阔地，两公里内清晰。”技术员说，“但老宅如果是砖墙，信号会衰减。所以我们建议你把对讲机天线拉出来，放在靠窗的位置。”
林知墨接过对讲机，试了试——需要按下一个物理按键才能通话，松开就停止。他检查了电池，是那种可充电的镍镉电池，已经充满电。
“安全词定了吗？”刘副总队长问。
“天气。”林知墨说，“如果我提到‘今天天气不错’或者类似的，就表示需要紧急介入。否则，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动。”
“如果他突然动手……”
“他不会。”林知墨很肯定，“那不是他的风格。”
一个老刑侦专家开口:“林主任，我知道你擅长心理分析，但犯罪分子的行为不可预测。陈文渊已经走到这一步，没有退路了，他可能做出极端行为。”
“正因为他没有退路，才更需要完成这场‘答辩’。”林知墨说，“对他来说，这比逃跑或对抗更重要。这是他的‘作品’的收官，是他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决定有风险，但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强攻老宅，陈文渊可能拒捕或自毁；布控等待，他可能根本不现身。只有按他的“游戏规则”进去，才有机会结束这一切。
上午十点，背景调查的补充资料送来。
陈国栋的档案里有几份当年的工作笔记复印件。字迹严厉，措辞刻板，多是批评下属或记录“违纪行为”。其中一份提到儿子陈文渊:
“1980年9月12日，文渊数学考了98分，错了两道计算题。责令其抄写错题五十遍，晚饭后完成。玉不琢不成器。”
另一份:
“1982年5月6日，文渊与同学争执，被老师批评。回家罚站两小时。需牢记:谦逊守礼，方为君子。”
严厉到近乎苛刻的教育方式。林知墨能想象，一个小男孩在这样的父亲面前，永远达不到“足够好”的标准。
还有一份陈文渊中学老师的回忆记录，是警方走访时记录的:
“陈文渊成绩很好，但性格孤僻，很少与同学交往。有一次作文比赛，他得了二等奖，父亲来学校领奖时，当着老师的面说‘为什么不是一等奖？’。孩子当时低着头，一句话没说。”
童年创伤的轮廓清晰起来。
“他父亲1990年去世，肝癌。”刘副总队长翻着死亡记录，“陈文渊当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