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第三版，半个版面刊登了苏晴的报道：《校园恐吓背后的心理困境：是报复社会，还是求助无门？》
文章开篇描述了前天的校园恐慌事件，接着笔锋一转，引入犯罪心理学视角：
“……警方透露，目前已初步锁定嫌疑人活动范围在城北工业区一带。从通话录音分析，嫌疑人男性，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有一定文化水平，但可能有轻微语言障碍。其作案动机显然与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深刻不满有关，但这种不满是否源于个人遭遇，尚待调查。”
文章中间部分，林知墨通过苏晴之口传达的关键信息出现了：
“犯罪心理分析专家指出，此类报复社会型犯罪者往往有强烈的挫败感和无力感，选择恐吓而非实际伤害，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其内心的矛盾——既想制造影响，又缺乏真正实施暴力的决心。这种行为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求助’信号：他们渴望被看见，被理解，但找不到正当的表达渠道。”
最后一段，文章发出呼吁：
“如果嫌疑人正在阅读本文，我们想说：你的愤怒或许有其原因，但将矛头指向无辜的学生和学校，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如果你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请通过正当渠道反映。警方和教育部门都设有投诉和信访窗口，任何合理诉求都会得到认真对待。继续隐藏和恐吓，只会让你离解决问题的道路越来越远。”
报道在省城引发了新一轮讨论。教育系统内部紧急开会，讨论如何加强安全管理和心理疏导；市民议论纷纷，有人谴责凶手，也有人反思教育压力问题；而媒体则开始深挖“应试教育弊端”的话题，连带1990年中考分数线调整的旧闻都被重新翻了出来。
林知墨一整天都守在研究室。电话录音设备已经连接到总机，技术部门随时待命追踪信号。赵支队那边也做好了准备，一旦凶手再次来电，立即启动应急机制。
上午平静度过。
下午两点，研究室的电话响了。不是外线，是内线——方明从总队开会回来，让林知墨过去一趟。
“知墨，坐。”方明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他掐灭了烟头，“我刚从厅领导那儿回来。领导对昨天的报道有点意见，觉得我们‘刺激凶手’的策略太冒险了。万一凶手被激怒，真的去放炸弹怎么办？”
林知墨平静回答：“方博士，从行为模式分析，凶手目前还处于‘威胁-观察-满足’的心理循环中。他享受的是制造恐慌的过程，以及看到社会反应（包括媒体报道）带来的掌控感。如果我们不回应，他可能会因为得不到预期的关注而升级行为，或者转向其他目标。适当的、受控的回应，反而可能将他‘锚定’在现有的行为模式上，为我们争取更多时间和线索。”
方明揉了揉太阳穴：“你说的有道理，但领导担心的是政治影响。万一出事，谁也担不起责任。”
“我明白。”林知墨说，“所以我已经建议赵支队，加强对所有学校的巡逻和安检，特别是今天和明天。同时，通过学校通知家长，保持警惕但不要恐慌。我们既要给凶手‘舞台’，也要确保安全底线。”
方明叹了口气：“希望你的判断是对的。另外，你让查的1990年中考情况，有点眉目了。”
他递过来一份档案复印件：“1990年，省城中考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重点中学录取分数线普遍上调了5-8分。原因是当年考生人数激增，而重点中学学位有限。政策调整导致大约三百名学生虽然分数达到了往年录取线，但因为新政策而落榜。这些学生大多被分流到普通中学或职高。”
林知墨快速翻阅档案。三百个名字，后面有简单的家庭信息和后续去向备注。大多数学生后来参加了高考，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落榜就业。但其中十几个名字被红笔圈了出来。
“这些是……”林知墨问。
“这些是当年落榜后，人生轨迹出现重大挫折的。”方明说，“有辍学的，有患抑郁症的，有离家出走的，还有……一个去年因抢劫入狱的。家长方面，有几位持续上访反映问题，但都不了了之。”
林知墨的目光落在其中一个名字上：陈涛（父），原省第二纺织厂职工，1990年因儿子陈浩中考落榜问题上访，被厂里以“影响工作”为由辞退。现年31岁，离异，独居，无固定工作。
陈浩，1990年中考分数距实验中学录取线差3分，后进入普通中学，高二辍学，混迹社会，1993年因团伙抢劫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家庭住址：城北工业区，第二纺织厂家属院7栋203室。
林知墨的手指在这个名字上停顿了几秒。
“陈涛……”他喃喃道。
“怎么，有感觉？”方明问。
“年龄31岁，符合侧写。住在第二纺织厂家属院，能听到汽笛声。儿子中考失利人生毁掉，他因此上访被辞退，婚姻破裂……挫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