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办公室地面上投下整齐的光影条纹。林知墨来得比平时更早，桌上已经摆着几份刚送来的材料。
第一份是技术科对三段恐吓电话录音的初步分析报告。技术人员尝试用滤波算法削弱变声器效果，但效果有限——90年代中期的技术，还很难完美还原经过硬件变声器处理的声音。不过报告指出几个细节：
1. 三段录音的声谱图高度相似，变声参数设置一致，基本可确定为同一人使用同一设备录制。
2. 在去除部分高频噪音后，能隐约听出说话者有一些轻微的口吃倾向，尤其是在情绪激动时（如说“狗屁”时），会出现短暂的音节重复。
3. 背景音分析确认，第三段录音末尾确实存在一个持续时间约0.3秒的低频声波，频率特征与工厂蒸汽汽笛声吻合。声源方向模糊，但音量极低，说明距离通话地点较远。
第二份是电信部门提供的通话记录排查结果。昨天上午八点四十至九点，三所学校附近公用电话亭共计拨出127个电话，其中三个可疑号码被标出——都是拨打至三所学校总机的，通话时间与恐吓电话吻合。这三个电话亭的位置，都在城北工业区边缘，距离工业区核心厂区约1.5至2公里。
第三份是《省城晚报》提供的关于“旁观者”投稿的进一步信息。除了邮戳，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邮票是常见的民居图案，字迹工整，用的是蓝色钢笔水。稿件内容为手写，字迹与信封相同。编辑回忆，从去年开始，“旁观者”陆续投过五篇稿件，都是批判教育问题的，但前两篇比较温和，最近三篇才变得激烈。
林知墨将这些信息整合，在笔记本上更新凶手心理画像：
【更新侧写】
· 男性，25-35岁（基于语言成熟度和社会经历推断）。
· 有一定文化水平（能写评论文章，用词准确，熟悉学校设施术语）。
· 有轻微口吃（可能因此自卑或社交受阻）。
· 居住或工作在城北工业区附近（通话地点、投稿邮戳指向）。
· 对教育系统有深刻怨恨，可能源于个人或子女的失败经历（“应试教育害死人”、“分数排名前途狗屁”）。
· 有一定表演欲和掌控欲（享受制造恐慌、观察反应的过程）。
· 社会地位可能不高，有挫折感（使用假名、极端手段宣泄）。
· 可能有计划性，但非专业罪犯（选择变声器、公用电话，但未采取更隐蔽手段）。
王锐端着两杯茶进来，放在桌上。“林主任，赵支队刚才来电话，说教育局的通知今天一早就下发了，各学校都收到了。另外，他们已经派人去城北工业区，重点排查有子女在教育系统遇到问题的家庭，特别是孩子中考、高考失利，或者被学校处分、开除的。”
“范围还是太大。”林知墨喝了口茶，“工业区有多少家庭？几万户。需要更精确的筛选条件。”
“那……我们等凶手下次联系？”
“他会联系的。”林知墨笃定地说，“但我们要引导他往哪个方向联系。”
他打开录音机，再次播放第三段录音。那个微弱的汽笛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更清晰了些。
“王锐，你听这个汽笛声，有什么特点？”
王锐仔细听了听：“声音闷，短促，不像火车汽笛那么悠长。”
“对。”林知墨说，“这是工厂的上下班汽笛或者换班汽笛，持续时间短，音调固定。省城现在还在用汽笛作为信号的工厂不多了，主要集中在城北的老国营厂——纺织厂、机械厂、化工厂。查一下，哪些厂还在用汽笛，汽笛响的时间点。”
“这个容易，我让杨雪去查。”
杨雪很快从工业局找到了信息：截至1994年，省城还在使用汽笛信号的工厂共七家，全部在城北工业区。其中，省第二纺织厂、第一机械厂、红星化工厂三家的汽笛声最为典型，每天响四次：早上七点（上班）、中午十一点半（下班）、下午一点半（上班）、傍晚五点半（下班）。汽笛持续时间约15秒。
“第三段电话是上午八点五十五分打的。”林知墨计算着，“如果凶手是在八点五十分到九点之间打电话，他可能刚上班不久，或者……他根本不在工厂上班，只是住在附近，能听到汽笛声。”
他在地图上标出三个可疑电话亭的位置，又标出七家工厂的位置。电话亭都在工厂区外围，呈扇形分布。
“凶手选择这些电话亭，可能是因为它们相对偏僻，不容易被注意到，同时又能听到汽笛声。”林知墨分析，“他可能对这片区域很熟悉，知道什么时候人少，哪个电话亭隐蔽。”
“要不要去现场看看？”王锐问。
“下午去。”林知墨说，“但去之前，我们需要一个‘诱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