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看着媒体报道。”

    这个推断让王锐感到一阵寒意。

    回程路上，林知墨一直沉默。他在脑海里构建凶手的日常画面：一个住在工业区老旧房子里的男人，可能失业或从事低收入工作，每天听着工厂汽笛声起床。他书桌上堆着关于教育问题的剪报，墙上或许贴着孩子的照片——如果他有孩子的话。他一遍遍回顾自己或孩子遭遇的“不公”，愤怒在孤独中发酵，最终转化为对社会的仇恨。

    而电话恐吓，是他找到的“发声”方式。

    “林主任，”王锐打破沉默，“如果明天报道出来，他真的再次联系，我们该怎么应对？”

    “准备好录音设备，准备好心理谈判专家。”林知墨说，“如果他打来，尽量延长通话时间，让他多说，多暴露信息。同时，技术部门要全力追踪信号来源。这一次，不能让他再轻易挂断。”

    车子驶入市区，繁华的街景逐渐取代了工业区的灰暗。

    但林知墨知道，那个隐藏在灰暗中的男人，此刻可能正在某扇窗户后，等待着明天的报纸，筹划着下一次“发声”。

    而这场通过声音进行的心理博弈，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