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法制日报》那位记者苏晴的号码。苏晴就是上次采访他的女记者，三十出头，干练敏锐，对犯罪心理学很感兴趣。

    “苏记者，我是林知墨。”

    “林主任！恭喜你高升啊！”苏晴的声音爽朗，“我正想联系你呢，昨天的校园恐吓案，听说你们研究室参与了？有什么能透露的吗？”

    “有些非官方的看法，可以和你聊聊。”林知墨说，“关于这类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心理动机，以及如何预防。不过，我希望报道的角度，能稍微……刺激一下凶手。”

    苏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语气变得认真：“林主任，你是想通过我的笔，给凶手传递信息？”

    “可以这么说。”林知墨坦诚道，“凶手需要关注，我们就给他关注。但关注的焦点，要引导到我们想要的领域。”

    “比如？”

    “比如，强调警方已经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他的大致活动范围（城北工业区），并且掌握了他的部分心理特征（对教育系统的怨恨、可能有口吃、社会挫折感）。同时，指出他的行为实际上很‘懦弱’——只敢打电话恐吓，不敢真正实施爆炸，因为他内心深处知道，伤害无辜学生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只会让他沦为真正的罪犯。”

    苏晴飞快记录着：“我明白了。你是想激怒他，让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懦弱’，或者为了纠正警方的‘错误判断’，而再次联系，暴露更多信息。”

    “对。但措辞要把握好度，不能让他觉得被彻底看穿而崩溃，也不能让他觉得被轻视而升级暴力。”林知墨说，“最好能给他一个‘辩驳’的机会——暗示如果他有冤屈，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反映，而不是用这种极端方式。”

    “这个角度好。”苏晴说，“我下午就写稿，争取明天见报。标题可以叫《校园恐吓背后的心理困境：是报复社会，还是求助无门？》。”

    “可以。另外，文章中可以不点名地提及，警方正在重点排查1990年至1994年间，子女在中考、高考中失利，且家庭住在城北工业区的家长。”

    “1990年至1994年？为什么是这个时间段？”

    “直觉。”林知墨说，“凶手的怨恨积累需要时间，而九十年代初正是教育改革、竞争加剧的时期。1990年是个节点，很多政策开始变化。”

    挂断电话，林知墨看向王锐：“下午我们去城北工业区，看看那三个电话亭。另外，让赵支队的人重点查一下1990年省城中考的分数线调整情况，以及当年有哪些学生因为微小分差落榜重点中学，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

    “1990年中考？”王锐有些疑惑，“四年前的事了，关联性这么大吗？”

    “对于某些人来说，一次关键考试的失败，可能改变整个人生轨迹。”林知墨的声音低沉，“而如果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不公平的，怨恨会随时间发酵，越来越浓。”

    下午两点，林知墨和王锐开车来到城北工业区。

    这里与省城市中心的繁华截然不同。街道两旁是高大的红砖厂房，烟囱林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和机油味。建筑多是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苏式风格，墙面斑驳，窗户狭小。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穿着工装的工人骑车经过。

    三个可疑电话亭的位置很快找到了。如林知墨所料，都位于相对偏僻的街角或小巷口，附近有杂货店、小吃摊，但人流不大。

    林知墨站在第二个电话亭旁——这是拨打给实验中学的那个。电话亭是老式的玻璃铁皮结构，漆面剥落，电话机是投币式。他抬头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斜对面是一家纺织厂的侧门，左边是一条堆满杂物的巷子，右边是一家已经关门的粮油店。

    “这里能看到汽笛的烟囱吗？”他问。

    王锐环顾四周，指向远处一根正在冒白烟的烟囱：“那边，应该是第二纺织厂的。距离大概……八百米？”

    林知墨点点头。他走进电话亭，关上门。外面的嘈杂声顿时减弱。他试着模拟打电话的姿势，面朝玻璃窗。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斜对面的纺织厂侧门，以及门口进出的人流。

    “凶手可能在这里观察过。”林知墨说，“他选择这个电话亭，不仅因为偏僻，还可能因为这里能看到某个他关注的场景——比如工厂大门，或者某条特定的路。”

    王锐也挤进来，顺着林知墨的视线看去：“他在看什么？”

    “不知道。”林知墨说，“但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他选择这个位置。”

    他们又去了另外两个电话亭，情况类似：位置偏僻，视线却有特定指向——一个能看到机械厂的后门，一个能看到一条通往中学的路。

    “凶手在‘踩点’。”林知墨得出结论，“他不仅选择了打电话的地点，还选择了观察点。他享受的不仅仅是制造恐慌的过程，还有观察恐慌后果的快感。他可能就在附近，看着学校大乱，看着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