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痕迹过于模糊，无法精确到具体品牌型号，但经验丰富的技术员结合轮距、轮胎宽度和残留的极其模糊的花纹特征，给出了一个大致范围：痕迹与市面上几种80年代中后期生产的、排量在10左右的旧款摩托车轮胎印较为吻合，这类摩托车在当时保有量很大，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和工人群体中。
这个范围依然不小，但结合林知墨的侧写——“25-35岁男性”、“夜间体力工作者”、“可能对女性有扭曲认知”——排查方向得到了极具价值的细化：寻找拥有或经常使用此类老旧摩托车的、符合侧写特征的人员。
各市专案组精神大振，调整排查策略，将“交通工具”作为新的核心筛选条件之一。同时，对另外五起案件现场的外围复勘也加紧进行，果然又在其中两处相对偏僻的案发地附近，发现了类似的、可能是摩托车停留的痕迹，进一步印证了林知墨的判断。
排查名单开始快速收缩。从上千人，缩小到数百人，再到百余人。
时间：1994年7月29日，临州市专案组。
一份重点嫌疑人名单摆在了林知墨和临州刑警面前。名单上第一个名字，用红笔做了重点标记。
孙强，男，32岁，临州市肉联厂（屠宰场）夜班工人。离异，独居。
关键点：
1. 车辆： 名下登记有一辆1988年产的“幸福”牌125型摩托车（属排查车型范围），车辆较旧。
2. 职业与时间： 屠宰场夜班工人，工作时间为晚10点至早6点，有充分的夜间活动时间和规律。案发时间均在其下班后、回家前的时段内。
3. 家庭与心理： 邻居反映其性格孤僻，很少与人来往。一年前离婚，前妻曾向妇联反映其有家庭暴力倾向（控制欲强、言语侮辱），离婚原因是“感情不和”，但前妻私下对调解员透露，孙强对“男女之事”有“近乎洁癖的古怪要求”，并常因琐事骂她“脏”。
4. 吸烟习惯： 平时吸烟，品牌正是案发现场遗留的“金葫芦”牌。
5. 活动范围： 其住所位于几处案发地辐射范围的相对中心区域，骑摩托车可在半小时内抵达任何一处案发地。
6. 前科： 无刑事犯罪记录，但十八岁时曾因在公共场合偷窥女厕被治安拘留五天。
“屠宰场夜班……”林知墨看着这份资料，特别是“洁癖的古怪要求”和“骂前妻脏”这两点，眼神锐利起来。屠宰场的工作环境——血污、内脏、特定的气味——与他之前推测的凶手可能对“污秽”有特殊认知、甚至其“清洗仪式”可能与此相关的猜想，隐隐对应上了。
“立即对其展开秘密调查。”林知墨对临州刑警负责人说，“重点：第一，核实其案发当晚具体下班时间和离开屠宰场后的动向，寻找可能的目击者或时间空当。第二，在不打草惊蛇的前提下，尝试获取其生物检材，比如丢弃的烟头、水杯，与现场烟头进行DNA比对。第三，对其摩托车进行秘密勘查，重点检查轮胎花纹是否与现场残缺模型有进一步吻合点，以及车辆是否有异常清洗或试图掩盖痕迹的迹象。”
“DNA比对？”临州刑警有些惊讶，“林顾问，咱们省厅……有这技术了？”1994年，DNA检测技术对绝大多数中国刑警而言，还只是听说过的高科技名词。
“省厅技术处刚刚引进了相关设备和专家，正在建立实验室。这可能是我们省第一次在重大系列案件中尝试应用DNA技术。”方明在一旁解释道，语气中也带着期待与慎重，“但流程需要时间，检材的提取、保存、送检、比对，都需要严格操作。而且结果并非百分之百，但一旦匹配，将是铁证！”
这个信息让临州警方既兴奋又感到压力。他们立即部署，对孙强实施了全天候的秘密监控，并寻找机会获取其生物检材。
机会很快到来。7月30日傍晚，监控发现孙强在下班后，与工友在厂外大排档吃宵夜，期间吸烟并随意丢弃烟头。侦查员伪装成食客，在其离开后，小心提取了多个他丢弃的“金葫芦”烟头，并按照省厅下发的、极其严格的新规程进行包装和标记。
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利用孙强白天在家睡觉的时机，在其居住的平房院外，对其停放的“幸福”125摩托车进行了远距离拍照和细致观察。照片显示，该车轮胎花纹磨损严重，与现场残缺模型反映的特征有相似之处，但由于模型太不完整，难以做统一认定。不过，侦查员注意到，摩托车的后挡泥板和脚蹬处，有一些难以清洗干净的暗红色污渍，疑似干涸的血迹——这在其屠宰场工人的身份下看似合理，但结合案情，就格外刺眼。
最关键的是，通过调取屠宰场的考勤记录和访问其部分工友，孙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