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林知墨被周建国强制要求休假。

    “不是商量，是命令。”周建国把一张休假条拍在他桌上，“三天，哪儿都不许去，就在家待着。手机关机，案子的事情不准想。”

    林知墨还想说什么，周建国直接打断：“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工作好。你现在这个状态，继续硬撑只会出事。休息好了，回来才能更好地干活。”

    秦铁山在旁边帮腔：“老周说得对。你这几天黑眼圈重得跟熊猫似的，走路都飘。赶紧休息去，队里有我看着。”

    林知墨知道拗不过，只好接过休假条。

    但他并没有真的在家“休息”，他去了市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关于警察职业倦怠和心理创伤的文献。5月6日，他去了新建的儿童保护中心，看望小勇和其他孩子。

    5月7日上午

    周建国突然打来电话。

    “知墨，来局里一趟。省厅安排了一位心理专家，要跟你做个远程督导。”

    “心理督导？”林知墨一愣。

    “对。省厅很重视你的情况，特意从北京请了专家。听说这位方明博士是犯罪心理学领域的权威，还在美国留过学。机会难得，你赶紧过来。”

    林知墨立刻赶往市局。

    小会议室里已经布置好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台免提电话，旁边还有录音设备。周建国在门口等他。

    “专家十点准时打电话过来。我就在隔壁，有事叫你。”

    十点整，电话准时响起。

    林知墨接起：“您好，我是林知墨。”

    “林警官你好，我是方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和沉稳的男声，“省厅安排我跟你做一次远程心理督导。不用紧张，我们就随便聊聊。”

    督导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方明专业而温和的分析，让林知墨终于有机会梳理自己内心的混乱。当他谈到对“教师”陈文渊的复杂感受时，方明敏锐地指出了关键：

    “陈文渊的悲剧，不在于他看到了问题，而在于他选择用孤立和对抗的方式来应对问题。他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清醒者’，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敌人’或‘麻木者’。这种心态，注定会走向偏执。”

    “那我该怎么避免？”

    “建立支持系统。”方明说，“一个人战斗，容易陷入孤独和偏激。但如果你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行，可以交流、可以讨论、可以互相支持，那么即使面对再大的挫折，你也不会轻易走向极端。”

    方明顿了顿，继续说：“我建议你，在你们警队内部，甚至跨区域，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同行支持小组’。定期交流办案中的困惑，分享心理学知识，讨论职业伦理问题。”

    林知墨心中一动。

    这个想法，和他之前的考虑不谋而合。

    挂断电话后，林知墨在会议室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五月的阳光温暖而明亮，院子里的槐树已经长满新叶。

    他感觉心中那块沉重的石头，似乎轻了一些。

    走出会议室，周建国在门口等他。

    “怎么样？”

    “很有帮助。”林知墨说，“周支队，我想成立一个‘心理罪案研究小组’，邀请秦队、沈冰，还有省内外一些对犯罪心理学感兴趣的同行。定期交流，互相支持。”

    周建国眼睛一亮：“好主意！我支持。需要什么资源，尽管说。”

    “暂时不需要太多，先从简单的开始。”林知墨说，“我想先组织一次电话会议，邀请方博士，还有邻市几个我知道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刑警。大家聊聊经验，分享案例。”

    “行，我来协调通讯线路。”周建国拍拍他的肩，“知墨，看到你状态好转，我就放心了。”

    林知墨点点头。

    他忽然想起“教师”陈文渊。那个十年前孤独战斗，最终走向偏激的检察官。

    如果当年陈文渊也有这样的支持系统，也有人倾听他的困惑，给他专业的指导，他还会变成“教师”吗？

    历史无法假设。

    但至少，林知墨现在知道了，他不必重蹈陈文渊的覆辙。

    他走出办公楼，站在市局院子里。

    五月的阳光温暖而不刺眼，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翠绿欲滴。几个年轻民警说说笑笑地从旁边走过，手里拿着刚领的警用器材。

    这是一个普通的春日。

    但林知墨知道，从今天开始，有些东西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