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墨、秦铁山、沈冰三人围坐在会议桌旁。桌上摊开几张地图和案卷材料，但今天的主题不是具体案件，而是一场即将开始的电话会议。
会议桌中央，放着一台黑色的免提电话机，旁边连接着录音设备。这是周建国特意从市电信局借来的会议电话系统，可以实现多方通话——在1994年，这算是相当先进的通讯设备了。
“都准备好了？”林知墨看了看手表，下午两点五十五分。
沈冰检查着线路：“线路畅通，信号稳定。方博士那边已经就位，邻市的同志也说准备好了。”
秦铁山挠挠头：“我还是觉得有点玄乎。打电话就能开会？还能好几个人一起聊？”
“这叫电话会议，国外很常见。”林知墨解释。
三点整，电话会议正式开始。
沈冰按下免提键，拨通了第一个号码。几声忙音后，方明温和的声音传了出来：“大家好，我是方明。”
“方博士好，我是林知墨。”
接着，沈冰又拨通了另外两个号码。一阵电流杂音后，两个不同的男声加入进来：
“南江市局的同志好，我是江州市刑侦支队的王志刚。”
“我是滨海市局刑侦大队的李卫国。林警官，久仰大名。”
林知墨之前通过省厅牵线，联系了这两位刑警。王志刚四十多岁，是江州有名的“老刑侦”；李卫国三十出头，警校科班出身，对犯罪心理学很感兴趣。
“王队，李队，欢迎参加我们的第一次‘心理罪案研究小组’会议。”林知墨开场。
会议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林知墨分享了烂尾楼案的谈判过程和心理博弈，重点分析了“教师”可能的设计意图。王志刚和李卫国分别分享了各自遇到的疑难案件，大家共同讨论。沈冰提出了建立《犯罪心理危机干预预案》的想法，得到了积极响应。
方明从专业角度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并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重要性。
会议进行到后半段，话题逐渐扩展到更宏观的层面。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王志刚说，“现在犯罪手段越来越复杂，特别是经济犯罪、诈骗犯罪，花样百出。我们老刑警那一套‘摸底排队、走访调查’，有时候感觉跟不上趟了。”
李卫国深有同感：“还有流窜作案。现在交通方便了，犯罪分子今天在这个市，明天就跑到那个省。跨区域协作程序太复杂，等协调好了，人早跑没影了。”
林知墨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科学的方法。犯罪心理学、行为分析、地理画像这些工具，不是为了取代传统刑侦，而是为了补充和增强传统手段。”
“但这些东西，怎么让基层民警接受呢？”秦铁山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
方明说：“这需要一个过程。首先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案例，证明这些方法有效。其次要开展培训，从年轻民警开始普及。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文化——鼓励创新，鼓励学习，不排斥新知识、新方法。”
“我建议，”林知墨说，“我们小组定期交流案例，每次会议重点讨论一两个疑难案件，大家一起分析。形成的分析报告和总结的经验，可以整理成简讯，通过省厅分发给感兴趣的兄弟单位。慢慢扩大影响。”
“我同意。”王志刚说，“下次会议，我带来一个我们江州正在办的敲诈勒索案，嫌疑人很狡猾，一直抓不到把柄。大家帮着出出主意。”
李卫国也说：“我们滨海那个疑难案，我也整理一下材料，下次分享。”
会议结束时，已经下午五点半了。
挂断电话后，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夕阳透过窗户斜射进来，五月的傍晚温暖宜人。
秦铁山伸了个懒腰：“说了三个半小时，嘴都干了。不过……挺有意思的。”
沈冰整理着会议记录：“我今晚就把《犯罪心理危机干预预案》的初稿写出来，下次会议前发给大家提意见。”
林知墨看着两位战友，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流。
重生近一年来，他常常感到孤独——不是身边没有人的那种孤独，而是思想上的孤独。他带着超越时代的知识和理念，却身处一个尚未准备好的环境。
但今天，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志同道合的同行，有专业权威的指导，有一个可以坦诚交流、互相支持的小圈子。
“走吧，我请客吃饭。”秦铁山站起来，“庆祝咱们这个……什么小组正式成立。”
“心理罪案研究小组。”沈冰笑着补充。
“对，就这个。我知道一家新开的川菜馆，味道不错。”
三人走出市局大楼，融入傍晚下班的人流中。
街道上车铃叮当，自行车流如织。路边的小吃摊冒着热气，收音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