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楼事件过去三天了。
表面上，一切似乎都已尘埃落定：李小明被送往精神病院做司法鉴定，等待审判；小勇和其他孩子在新成立的市困境儿童保护中心安顿下来，有心理老师陪伴；“教师”陈文渊的身份虽然确认，但行踪依然成谜，省厅已将其列为A级通缉犯。
但林知墨知道，有些东西并未结束。
他连续三天失眠。
每到深夜，闭上眼，脑海里就会自动回放烂尾楼顶的画面：李小明扭曲的面容、小勇惊恐的眼神、炸弹计时器冰冷的数字、还有仓库里“教师”透过变声器传来的那些质问。这些画面像默片一样循环播放，背景音则是他自己急促的心跳和呼吸。
白天，他照常上班，分析案卷，开会讨论重启1984年周志强案的方案。但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神，会不自觉地走神，盯着某个地方发呆。上午在案情分析会上，周建国叫了他三声，他才恍然惊醒。
“知墨，你脸色很差。”会议结束后，周建国留下他，“要不要休息几天？”
“不用，我没事。”林知墨下意识地否认。
“少来这套。”秦铁山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走，跟我喝酒去。”
“我……”
“别废话。老周，人我借走了啊。”秦铁山不由分说，拉着林知墨就往外走。
晚七点
南江市老城区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
秦铁山要了两瓶啤酒，给林知墨倒了杯热茶。“知道你酒精过敏，以茶代酒。”
饭馆里人声嘈杂，油烟味混合着劣质白酒的气味。电视机里正放着《新白娘子传奇》，几个穿着工装的男人们在划拳。这是1994年5月一个普通的春夜。
“说吧。”秦铁山灌了口啤酒，“憋多久了？”
林知墨端着茶杯，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说什么？”
“说你在想什么。”秦铁山盯着他，“别跟我说没事。我跟了你快一年，你小子一撅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这几天你不对劲。”
林知墨沉默。
“是因为李小明？还是因为那个‘教师’？”
“……都有。”林知墨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我在想，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发现孤儿院的问题，李小明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如果我们十年前就能把周志强绳之以法，陈文渊是不是就不会变成‘教师’？”
秦铁山放下酒瓶：“你这是钻牛角尖。”
“也许吧。”林知墨苦笑，“但你知道最让我难受的是什么吗？在烂尾楼顶，我看着李小明，我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他每一个疯狂的举动背后，都有逻辑可循。他是受害者，被逼成了加害者。而我作为警察，只能按法律程序抓他、审判他。这没错，但……够吗？”
那晚，林知墨回到租住的筒子楼时，已经快十点了。
筒子楼是公安局的老宿舍，一条长长的走廊串联着十几个单间。林知墨的房间在走廊尽头，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墙角堆着成箱的书和资料。
邻居王大姐正在公用厨房煮面条，看到他回来，招呼道：“小林，吃了吗？我这儿还有挂面。”
“吃过了，谢谢王姐。”
“看你脸色不好，是不是又熬夜了？你们当警察的也太辛苦了。”王大姐絮叨着，“对了，今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放你门口了。”
林知墨道了谢，走到自己房门口，果然看到地上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没有邮票，没有寄件人。
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沓剪报和资料复印件。有关于国外犯罪心理学发展的论文摘要，有关于证人保护制度的介绍，还有几篇探讨司法改革和社会治理的文章。每篇文章都用红笔做了批注，字迹工整犀利。
最后一页是一张便签，上面写着：
“知道你最近在思考这些问题。这些资料或许有用。不必问我是谁，就当是一个‘同行者’的分享。保重。——一个读者”
林知墨翻看着这些资料，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
洗漱后，他坐在书桌前，打开日记本。
“1994年5月3日，晴。”
“烂尾楼事件过去三天，失眠第三天。脑海中的画面挥之不去。”
“今天和老秦喝酒，谈了很多。他说我是钻牛角尖，也许他是对的。但我无法停止思考：警察这个职业的边界在哪里？”
“李小明问我，小勇以后会好吗？我回答‘会’，但心里没底。创伤需要时间愈合，有些伤痕甚至会伴随一生。”
“陈文渊——或者说‘教师’——给我留下了一份‘作业’：重启1984年周志强案。这不仅仅是一个案件，更是一个象征。”
“张丽（张秀兰）约好明天来南江。她愿意作证，但充满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