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墨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开着孤儿院1990年以来的全部档案。沈冰整理出的“异常情况儿童名单”放在最上面，一共九个名字，时间跨度四年。
九个孩子，都是孤儿，没有亲属，在院期间突然“重病死亡”或“被紧急领养”，随之而来的是高额的费用支出。
但蹊跷之处在于：死亡证明模糊不清，领养记录缺失关键信息，费用去向成谜。
“如果这些孩子真的死了，为什么死亡证明这么简单？”林知墨自语，“如果被领养，为什么没有领养家庭的详细信息？”
更让他不安的是吴建国下午补充的供述。
在审讯压力下，吴建国终于崩溃，哭诉自己也是“被迫的”。
“那些孩子……有些确实没死。”吴建国涕泪横流，“刘局长说，有些老板想要孩子，但又不想走正规领养程序，嫌麻烦……就让我们帮忙‘处理’。”
“怎么处理？”
“就是……就是找个理由，说孩子病死了，或者被远方亲戚领走了。实际上，把孩子交给中间人，他们给一笔钱……孩子就……”
“就什么？卖掉了？”
吴建国点头，不敢看林知墨的眼睛。
“卖了几个？”
“三……三个。我知道的就三个。”
“钱呢？”
“大部分刘局长和张科长拿了，我……我就分了点零头。”
林知墨握笔的手在颤抖。
贪污、性侵、买卖儿童……
这个孤儿院，到底藏了多少罪恶？
而这一切的源头，似乎都指向同一个人——刘茂才。
但现在刘茂才正在市纪委“谈话”，有省纪委工作组在场，他依然咬死不认，甚至倒打一耙，说警方“诬陷好人”。
更麻烦的是，下午刘茂才的律师到了，开始走法律程序，要求保释张海涛，理由是“证据不足”。
“他们在拖时间。”周建国判断，“刘茂才在动用他的关系网，给我们施压。”
果然，晚上九点，周建国接到市委办公厅的电话。
“周支队，王书记让我转达：孤儿院的案子影响很大，要依法依规办理，但也要注意社会稳定。福利院的孩子们已经妥善安置，这是好事。但关于刘茂才同志的问题，要慎重，不要扩大化。”
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适可而止。
周建国放下电话，脸色阴沉。
“王书记也打招呼了。”他对林知墨说，“刘茂才的关系比我们想的还深。”
“那我们就用证据说话。”林知墨把吴建国的新供述推过去，“买卖儿童，这是重罪。只要找到被卖的孩子，或者找到中间人，刘茂才就跑不掉。”
“但时间呢？”周建国指着日历，“‘教师’给我们的期限只剩两天。两天内，我们要查清九名‘失踪’孩子的下落，还要找到刘茂才买卖儿童的铁证，难度太大了。”
“再难也要查。”林知墨起身，“我去找那些‘失踪’孩子的线索。沈冰在查资金流向，也许能发现中间人的信息。”
就在这时，沈冰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资料。
“林老师，周支队，有发现。”她语速很快，“我追踪了康健医药公司的资金流向，发现它和一个叫‘福缘收养咨询中心’的机构有频繁资金往来。这个中心注册地在深圳，法人代表叫赵福生。”
“收养咨询？”林知墨皱眉，“有资质吗？”
“我查了，它有民政部门颁发的‘收养咨询服务’许可证，但经营范围很模糊。关键是，它和康健医药公司的资金往来，时间点和孤儿院‘失踪’孩子的时间点高度吻合。”
沈冰调出对比图：1991年3月，孤儿院上报“儿童张小明因先天性心脏病死亡，支出医疗丧葬费五万元”；同月，康健医药公司向福缘中心转账四万八千元。
1992年7月，孤儿院上报“儿童李小花被美籍华人领养，支出手续中介费八万元”；同月，康健医药公司向福缘中心转账七万五千元。
1993年11月，最近一次，孤儿院上报“儿童王宝宝因急性肺炎死亡，支出医疗费十二万元”；同月，康健医药公司向福缘中心转账十一万元。
“差价就是刘茂才他们的抽成。”林知墨看着数字，“以死亡或领养为名，套取专项资金，然后通过关联公司洗钱，最终流向这个所谓的收养咨询中心。但中心那边，真的是在做收养吗？”
“我查了福缘中心的公开信息，”沈冰说，“它宣称是‘涉外收养桥梁’，帮助外国夫妇领养中国孤儿。但在民政部的正规涉外收养机构名单里，没有它的名字。”
“黑中介。”周建国判断，“非法涉外收养，利润巨大。一个健康的孩子，在黑市上能卖到几万甚至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