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案很周全，但执行难度很大。”他说，“临时庇护需要场地、资金、人员，这些都需要时间协调。”
“我们可以争取社会资源。”林知墨说，“妇联和共青团有志愿者网络，教育局有闲置校舍，民政系统本身也有应急资金。关键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
“谁牵头？”
“市里可以成立一个临时领导小组，政法委、公安局、民政局、妇联、教育局、团市委都参加。”林知墨显然已经思考成熟，“您是公安系统代表，可以提议。”
周建国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知墨，你几天没睡了？”
“睡不着。”林知墨实话实说，“一想到那些孩子可能正在遭受侵害，我就……”
“我理解。”周建国拍拍他的肩，“但这个案子牵涉太广，你的方案能不能通过，我说了不算，得市委领导拍板。”
“那就请领导拍板。”林知墨语气坚定，“我们不是在请求，而是在报告——报告一起严重的系统性侵害儿童案件，并提出解决方案。领导如果不批，我们就按程序上报省里。无论如何，不能放任不管。”
周建国被他的决心打动：“好，我今天上午就去市委汇报。你这边，继续搜集证据，特别是那些孩子的证言和伤情鉴定。我们要做到铁证如山，让任何人都无法包庇。”
“明白。”
上午九点，周建国带着林知墨的方案和部分证据，前往市委。
林知墨则和秦铁山、沈冰再次来到孤儿院。
这一次，他们带来了市局的女刑警和妇联的心理医生。
孩子们被一个个单独带到布置过的房间，由女刑警和心理医生轻柔地询问。
过程很慢，有些孩子因为恐惧说不出话，有些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
但几个年纪稍大的孩子，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些细节。
“吴爷爷带叔叔来，叔叔给我糖，摸我……”
“疼……不让说……”
“有一个叔叔戴眼镜，说话很凶……”
询问持续了一整天。
傍晚时分，心理医生的初步评估出来了：至少有六名男孩有明显创伤后应激反应，两名有轻微躯体伤痕。所有孩子都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这些孩子……”女刑警红着眼睛，“他们还这么小……”
林知墨看着询问记录，手在发抖。
不是害怕，是愤怒。
极致的愤怒。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号码是陌生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聪明，但时间不够。”
没有落款，但林知墨知道是谁。
“教师”在看着。
他知道警方的进展，也知道警方面临的困境。
“时间不够……”林知墨喃喃道。
是啊，按照正常程序，协调各部门、准备临时庇护、收集全部证据、上报省里……至少需要一两周。
而“教师”给的期限，只剩下三天。
三天后，如果警方没有给出让他满意的“答案”，他可能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公开所有证据，引发舆论海啸；或者，直接伤害某个孩子，制造更极端的悲剧。
必须加快速度。
下午四点，周建国从市委回来。
“方案原则上通过了。”他带来好消息，“市委领导很重视，已经指示政法委牵头成立临时工作组，各部门配合。妇联和共青团答应明天就组织志愿者，教育局也提供了一个闲置的职高校舍，可以临时安置孩子。”
林知墨松了口气：“太好了。”
“但是，”周建国话锋一转，“领导也说了，案件调查要稳妥，特别是涉及公职人员部分，必须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省纪委那边已经接到报告，会派工作组下来，但需要时间。”
“多久？”
“至少五天。”
和“教师”的期限冲突。
“不能提前吗？”
“省里的程序，我们催不了。”周建国无奈，“不过我们可以先刑拘张海涛和吴建国，控制关键证据，防止他们串供或销毁证据。”
“现在就抓？”
“今晚就行动。”
抓捕行动定在晚上八点。
张海涛住在市委家属院，吴建国在孤儿院值班室。
秦铁山带队抓吴建国，林知墨和周建国亲自去抓张海涛。
晚上七点五十，市委家属院三号楼楼下。
林知墨和周建国在车里等待。
“紧张吗？”周建国问。
“有点。”林知墨实话实说，“这是我第一次抓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