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不大，一室一厅，家具简陋。地上散落着玻璃碎片——是一个相框被摔碎了，里面的照片是一家三口的合影：年轻的王丽华穿着护士服，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旁边站着戴眼镜的丈夫。
“丈夫呢？”林知墨问先到的民警。
“离异了，孩子跟男方。邻居说王丽华性格孤僻，很少跟人来往。”
秦铁山勘查现场：“门锁没有撬动痕迹，是熟人开门或者她自己开的。地上只有一种鞋印，女性，37码，应该是王丽华自己的。没有明显打斗痕迹，但茶几被掀翻了。”
林知墨走到书桌前。
桌上摊开着一本笔记本，最新一页写着一行字，字迹潦草：
“他们来了！他们找到我了！我要躲起来……不，我要说出来！全都说出来！”
“他们？”秦铁山皱眉，“指谁？医院的人？还是‘教师’？”
林知墨翻开笔记本前面几页。
这是一本类似日记的记录，从1992年9月开始，断断续续。
“9月16日：张建国死了。李医生下台太早，让实习生缝合，出血没止住。我看到了，但不敢说。”
“9月20日：护士长找我谈话，说‘管好嘴巴，对你没坏处’。我害怕。”
“9月25日：院里开会，统一口径说是‘并发症’。良心不安。”
“10月8日：家属来闹，被保安赶走。心里难受。”
“1993年1月：调我去后勤，明升暗降。我知道是因为我不配合。”
“1993年3月：辞职了。没脸再做护士。”
“1994年3月（最近）：有人联系我，说可以帮我讨回公道。我不知道该不该信……”
最后一条记录就是今天，3月28日。
“联系她的人，很可能就是‘教师’。”林知墨说，“‘教师’找到了这个旧案的知情者，想利用她揭露黑幕。”
沈冰在房间里找到了一沓旧报纸，其中一份1992年9月的《南江晚报》上，有一则不起眼的讣告：“张建国同志，因胃部疾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9月16日逝世，终年42岁。”
没有任何关于医疗事故的报道。
“医院掩盖得很成功。”秦铁山说，“连报纸都只是发个讣告。”
林知墨拿起那张全家福照片，看着上面穿着护士服、笑容灿烂的年轻王丽华。
一个曾经怀揣救死扶伤梦想的护士，因为一场医疗事故和随后的掩盖，人生彻底改变了。
“找到她。”林知墨说，“在她被‘教师’利用之前。”
警方调取了王丽华家的电话记录。最近一周，有三个陌生来电，都是公用电话。最后一个是今天下午打来的，通话时间两分钟。
“很可能就是‘教师’联系她，告诉她警方在查这个案子，让她躲起来或者……站出来。”林知墨分析。
“她会去哪？”秦铁山问。
“她写‘我要说出来’，说明她想揭露真相。但她也害怕。最可能的是……去找能够保护她的人，或者去找证据。”
“证据？什么证据？”
“医疗事故的证据。”林知墨说，“手术记录、护理记录、医嘱单……如果她想揭露，一定会保留一些东西。”
“她会藏在哪里？”
林知墨环顾这个简陋的房间：“这里太容易被翻找了。如果有重要东西，她不会放在家里。可能……在银行保险箱，或者亲戚家。”
“她没有亲戚在南江，前夫和孩子在外地。”沈冰查了户籍信息。
“那就只剩下……”林知墨看向那张全家福，“她最在意的东西。”
他拿起照片，仔细端详。
照片背景是公园，远处有一个凉亭，凉亭柱子上的编号隐约可见：7。
“这是哪个公园？”
“看植被，像是人民公园。”秦铁山说，“人民公园确实有编号凉亭。”
“去这个凉亭看看。”
深夜，人民公园已经关闭。秦铁山带着两名刑警翻墙进入，找到了7号凉亭。
凉亭很普通，石桌石凳。秦铁山用手电筒仔细照射每一个角落，在石凳底部的缝隙里，摸到了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的小盒子。
盒子里是一本工作笔记、几张泛黄的纸，还有一盘磁带。
工作笔记是王丽华当年的护理记录，其中1992年9月15日那一页，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李医生14:30接电话后离台，实习生缝合，15:10患者血压骤降，腹腔引流量异常增多。”
几张纸是复印的手术记录和医嘱单，上面有涂改痕迹——原本的“主刀医生：李振华”被划掉，改成了“李振华、实习生王某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