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国本想拒绝，但林知墨建议：“接受采访。我们需要发声，引导舆论。”
“怎么说？”
“不偏袒任何一方，只讲两个原则：第一，任何指控都需要证据，不能仅凭匿名信就定罪。第二，任何暴力都是违法，不能以‘正义’为名施暴。”
周建国想了想，点头：“你去。你说话有分寸。”
当晚八点，直播访谈。
主持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女记者，语气犀利：“林副组长，最近南江接连发生匿名举报事件，涉及教育系统敏感问题，甚至引发了暴力冲突。作为警方负责人，您怎么看？”
镜头对准林知墨。
他穿着警服，坐姿端正，表情平静。
“首先，警方高度重视每一起举报，无论匿名还是实名，都会依法调查。目前相关案件正在侦查中，具体细节不便透露。”
“但举报信中提到的事件，比如教师体罚致残、干部猥亵儿童，如果属实，性质非常恶劣。警方为什么没有早早发现？是否存在失职？”
“这类案件取证确实困难。”林知墨坦诚道，“儿童性侵案，受害者年幼，证据易灭失，家属往往不愿声张。体罚案，学校有时会内部处理，不报警。这反映出现行机制有漏洞，我们正在与教育、妇联等部门研究，建立更完善的预防和报告机制。”
“有民众认为，匿名举报者‘清洁工’是在替天行道，填补法律空白。您怎么看？”
林知墨直视镜头，语气严肃：
“我不认同‘替天行道’这个说法。法律是社会运行的底线和规则，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认为法律有空白，我们应该做的是完善法律，而不是用非法手段去‘填补’。”
他顿了顿，继续说：
“匿名举报信，如果内容属实，是线索，我们应该感谢提供线索的人。但如果用举报信煽动舆论、引发暴力，那就不是正义，而是另一种犯罪。昨天实验小学的暴力事件，打人者违法了，必须依法处理。我们不能因为同情受害者，就纵容以暴制暴。”
“可是，如果法律真的无法制裁施害者呢？”主持人追问，“比如举报信里说的，证据不足无法立案，施害者继续逍遥法外。受害者家属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教师”第三课的核心。
林知墨沉默了两秒，然后缓缓开口：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也很痛心。但我想说，法律不是万能的，它需要证据，需要程序。证据不足，不代表事实不存在，但也不代表我们可以跳过程序直接定罪。”
“我们能做的，是两件事：第一，尽最大努力去侦查，哪怕只有一线希望。第二，推动制度完善——比如建立更专业的儿童询问机制，保护受害者隐私，降低报案门槛。这需要时间，但我们必须去做。”
“至于那些暂时无法被法律制裁的人……”林知墨语气坚定，“他们逃得过法律，逃不过良心。而我们警察的职责，就是让法律尽可能追上罪恶，不让良心成为最后的防线。”
访谈持续了二十分钟。
林知墨没有激昂的口号，只有平实而理性的分析。他承认制度的不足，但不认同暴力的“补救”；他理解民众的愤怒，但坚持法治的底线。
节目播出后，舆论开始出现变化。
晚报第二天的评论版，刊登了几篇读者来信：
“林警官说得对，以暴制暴只会让社会更暴力。”
“法律不完善，我们就去完善它，但不能把审判权交给任何人。”
“那个‘清洁工’可能初衷是好的，但方式错了。”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
“说得轻巧！受害的不是你家孩子！”
“法律要是有用，还要‘清洁工’干什么？”
但整体上，理性的声音开始占据上风。
周建国趁热打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第一，对匿名举报涉及的所有线索，无论来源，一律依法彻查，绝不姑息。第二，对实验小学暴力事件，打人者已拘留，将依法处理。第三，市公安局将联合教育局、妇联，启动‘校园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三条措施，条条回应了公众关切。
压力，开始从警方转向那个躲在暗处的“清洁工”。
办公室里，秦铁山看着报纸，松了口气：“秀才，还是你厉害。几句话，就把风向扳回来了。”
“只是暂时的。”林知墨却没那么乐观，“‘教师’不会罢休。他第三课的目的，不是看我们怎么调查，而是看我们怎么应对‘法律无法制裁’的困境。我们现在的做法——彻查、完善机制——是在告诉他：我们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