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市幼儿园加强安保，派出所每天早中晚三次巡逻，家长接送孩子必须持卡登记。机关幼儿园没有发生任何异常，那张照片仿佛只是一个警告。
但林知墨知道，“教师”不会只发一张照片就结束。
第三课，一定已经开始。
果然，第四天上午，私立“阳光幼儿园”的园长陈萍匆匆来到市公安局，手里紧紧抓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脸色惨白。
“警察同志……我、我收到一封信……”
接待她的民警看到信封上的打印字“陈萍园长亲启”，立刻警觉，通知了特行组。
林知墨和秦铁山赶到接待室时，陈萍正坐在椅子上发抖，桌上放着那个已经拆开的信封。
“陈园长，别紧张，慢慢说。”林知墨坐下，戴上手套，小心取出信封里的东西。
一张照片，一封信。
照片是彩色的，但很模糊，像是从某个监控录像里截取的画面。背景似乎是宾馆房间，床上有一大一小两个人影，大人侧身躺着，小孩背对镜头，只能看到半个后脑勺。两人的脸都看不清。
信是打印的，语气平静却冰冷：
“陈萍女士：
你丈夫刘建国，南江市教育局基建科科长，于1992年5月17日，在南江宾馆301房间，猥亵一名六岁女童（化名小红）。
当时你丈夫以‘带孩子看画展’为由将女童带至宾馆，实施侵害。
女童家属因畏惧你丈夫职权，未敢报案。
现给你两个选择：
一、大义灭亲，主动向公安机关举报你丈夫的罪行。
二、保持沉默，我将把这张照片及详细经过，寄给市教育局、市纪委、以及所有你能想到的部门。
给你48小时考虑。
——一个不愿看到罪恶被掩盖的人”
林知墨盯着照片。
虽然模糊，但能看出床单是宾馆常见的白色，墙纸有特殊花纹——竖条纹，暗红色。
“陈园长，这封信什么时候收到的？”
“今天早上……在幼儿园门口的信箱里。”陈萍声音发颤，“我丈夫他……他不可能做这种事！他是老师出身，对孩子很好，他……”
“1992年5月17日，您丈夫那天在做什么，您还记得吗？”
陈萍努力回忆：“92年……五月份……那时候他还在区教育局，好像是……对，那天他说去市里开会，晚上很晚才回来。”
“具体什么会议？”
“我不记得了……但、但就算他去宾馆，也可能是工作需要，接待什么人……”
“带着一个六岁女童接待？”秦铁山忍不住插话。
陈萍语塞，眼泪涌了出来。
林知墨示意秦铁山别急，转向陈萍：“陈园长，这封信是匿名举报，我们需要核实。请您配合我们调查，如果这是诬告，我们会还您丈夫清白。但如果……”
他没说下去。
但陈萍明白。
如果这是真的，她的丈夫是强奸幼女的罪犯，而她作为幼儿园园长，丈夫却侵害儿童——这种讽刺和罪恶，足以摧毁她的一切。
“我配合……我什么都配合……”陈萍掩面哭泣。
安抚好陈萍后，林知墨和秦铁山回到办公室。
照片已经交给技术科分析，信纸和信封也送去做指纹和痕迹检测。
“秀才，你觉得是真的吗？”秦铁山问。
“照片虽然模糊，但细节不像伪造。”林知墨说，“墙纸花纹、床单褶皱、甚至床头柜上那个水杯的轮廓，都很真实。如果是伪造，成本太高。”
“那刘建国真的……”
“不一定。”林知墨谨慎地说，“照片只能证明两个人在一个房间，不能证明发生了什么。‘教师’很聪明，他选择了最模糊但也最具杀伤力的证据——一张无法定罪，但足以毁掉一个人名誉的照片。”
“他逼陈萍举报自己丈夫，这是要干什么？”
“第三课的主题：‘当法律无法制裁罪恶时，社会当如何应对’。”林知墨缓缓说，“儿童性侵案件，取证极难。受害者年幼，陈述能力弱；物证难以保存；施害者往往有身份有地位，受害者家庭不敢声张。很多这类案件，最后都不了了之。”
他拿起那张信纸的复印件：“‘教师’在逼我们面对这个问题。他选了一个典型案例——教育局科长，幼儿园园长的丈夫，侵害幼女。如果这事是真的，但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立案，我们该怎么办？如果陈萍选择了举报，但最后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定罪，刘建国依然逍遥法外，我们又该怎么办？”
秦铁山沉默。
这是个两难的问题。
“而且，”林知墨继续说，“‘教师’给了陈萍48小时。如果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