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确凿，赵德财当庭认罪，案件没有任何悬念。
合议庭仅用两天就作出判决：撤销原判，宣告王大柱无罪。当庭释放。
走出法庭时，王大柱整个人都是懵的。
三年冤狱，让这个五十岁的乡村医生老了二十岁。头发全白，背也驼了，眼神呆滞，像是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妻子李秀英扑上去，抱着他嚎啕大哭。
儿子王小龙，当年被迫辍学的孩子，如今已经十七岁，站在一旁默默流泪。
林知墨和秦铁山站在法院门口，没有靠近。
“秀才，不过去说两句？”秦铁山问。
“让他们一家人好好聚聚吧。”林知墨说，“我们该做的，已经做了。”
当天下午，南江晚报头版刊登了王大柱案平反的消息，标题是：“冤狱三年终昭雪——南江警方主动筛查纠错机制显成效”。
报道详细介绍了特行组通过“历史疑案筛查”发现王大柱案疑点，并克服阻力深入调查，最终揪出真凶的过程。文中特别提到林知墨设计的心理战术和证据重构。
舆论一片赞誉。
第二天，大王庄村来了十几个村民代表，敲锣打鼓地给市公安局送锦旗。
锦旗上写着：“沉冤得雪，正义卫士”。
周建国亲自接待，林知墨、秦铁山、沈冰陪同。
带头的是那位老猎户，他握着周建国的手，老泪纵横：“谢谢政府！谢谢警察！我们村……这些年被赵德财压得喘不过气，现在终于能说句真话了！”
其他村民也纷纷开口：
“柱子是好人啊，当年我就知道他是冤枉的！”
“赵德财太坏了，亲哥哥都害！”
“警察同志，你们以后常来，我们不怕了！”
看着这些朴实的村民，林知墨心里有些感慨。
他们不是不知道真相，只是不敢说。
而当有人站出来，撬开了第一道缝，沉默的大多数，才敢发出声音。
送走村民后，周建国召集特行组开会。
“王大柱案，你们办得漂亮。”周建国开门见山，“但案子结束，工作还没完。两个问题：第一，王大柱的国家赔偿和善后；第二，当年办案人员的责任追究。”
沈冰汇报：“国家赔偿程序已经启动，按标准，冤狱三年大概能赔六到八万元。另外，我们协调了县卫生局，准备恢复王大柱的乡村医生资格，并给予一次性补助。”
“好。”周建国点头，“追责呢？”
林知墨翻开一份报告：“当年办理王大柱案的主要人员：侦查阶段是县局刑警队副队长刘建军（已故）；审查起诉阶段是县检察院检察员张红（已调往市检察院）；审判阶段是县法院刑庭法官吴建国（已退休）。”
“在职的要处理，退休的也要记录。”周建国说，“我会向纪委和政法委报告，该处分的处分，该记录的记录。特别是那个张红，她现在在市检察院，更要严肃处理。”
“还有，”林知墨补充，“当年被迫作伪证的三名村民，虽然情节轻微，但毕竟作了伪证。我们建议免于处罚，但需要批评教育。”
“同意。”
会议结束后，林知墨独自留在办公室，写结案报告。
报告的最后，他写了一段话：
“王大柱案不是孤例。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因权力干预、证据粗糙、有罪推定造成的冤错案，可能还有不少。
此案能够纠正，得益于‘主动筛查机制’的建立。但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办案人员愿意深入乡村、倾听沉默者的勇气。
正义之所以迟到，往往不是因为法律本身冰冷，而是因为执行法律的人，有时会因惰性、因畏惧、因利益，而选择闭上眼睛。
警察的职责，不仅是抓捕罪犯，更应该是执光者——照亮那些被权力遮蔽的角落，让每一个微弱的呼救，都能被听见。”
写完这段话，他合上报告。
窗外，夕阳西下，整个城市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中。
秦铁山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两瓶啤酒。
“喝点？庆祝一下。”
两人坐在窗边，就着花生米。
“秀才，你说……”秦铁山灌了口酒，“要是没有我们，王大柱是不是就死在监狱里了？”
“很可能。”
“那要是没有‘教师’逼我们查张强案，我们会不会想到搞那个‘筛查机制’？”
林知墨沉默片刻：“可能不会，或者会晚很多。”
“所以……‘教师’其实‘帮’了我们？”
“不。”林知墨摇头，“他只是在利用这些案子，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我们，选择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这是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