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墨和沈冰花了整整一下午，将十八本卷宗全部翻阅、扫描、录入电脑。秦铁山则带着人，去寻访当年的证人和相关当事人。
随着调查深入，案件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触目惊心。
第一疑点：证人证言的“批量生产”。
沈冰将五名证人的询问笔录并排对比，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五份笔录的询问时间集中在案发后两天内，询问人都是同一名民警（赵某，已调离），而笔录的格式、用语、甚至标点符号都高度相似。
“这不像是五个独立证人的陈述，更像是一个人写了模板，然后其他人照抄。”沈冰指着屏幕，“你看，在描述‘张强如何殴打李斌’时，五份笔录都用了一模一样的句子：‘张强手持铁棍，朝李斌腹部猛击三下，边打边骂。’连‘猛击三下’这个细节都一样。但在现场勘查报告里，法医只提到‘腹部有一处严重钝器伤’，没有‘三下’的记载。”
林知墨点头：“证人被统一‘培训’过。”
第二疑点：关键物证的“消失”。
案发现场，也就是机械厂家属区的小巷，当时应该有打斗痕迹。但勘查记录很简单，只说“地面有血迹”，没有提取到足迹、指纹等其他物证。而作案工具那根铁棍，来源不明——张强说是“路边捡的”，但没人去查证。
更奇怪的是，李斌当天穿的衣服，本应是重要物证（可能留有撕扯痕迹、指纹等），但卷宗里没有扣押记录，也没有照片。
“衣服哪去了？”林知墨问。
法院档案员查了半天，才在一份补充说明里找到一行小字：“被害人衣物因沾染血迹过多，家属要求自行处理，已归还。”
“归还了？”林知墨皱眉，“这不符合规定。”
第三疑点：被害人陈述的“进化”。
李斌在医院的第一次询问笔录里，只说“张强打我”，没提猥亵的事。第二次笔录，开始说“我跟张娟开玩笑，她哥就冲过来”。第三次，变成了“张娟勾引我，她哥恼羞成怒”。
而在这个过程中，李斌的父亲——机械厂厂长李福山，多次出现在派出所和医院。
“有护士回忆，李福山曾带着一个‘律师模样’的人来找李斌，谈了很长时间。”秦铁山走访后带回信息，“之后李斌的证词就变了。”
第四疑点：量刑的“隐形推手”。
林知墨调取了当年合议庭的评议记录。记录显示，主审法官吴建国坚持判五年，理由是“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坏”。但两名陪审员起初建议判四年，后来被吴建国说服。
“吴建国和李福山有关系吗？”林知墨问。
沈冰查了社交关系：“暂时没查到直接关联，但吴建国的儿子，案发后第二年进了机械厂，从普通工人做到车间主任，只用了三年。”
间接的，但足以让人产生联想。
傍晚，秦铁山带回了一个关键人物——张强的父亲，张大山。
老人已经六十多岁，背驼了，眼睛浑浊，但一提到儿子的案子，就激动得浑身发抖。
“我儿子是冤枉的！是李斌那畜生先欺负我闺女！小娟当时才十九岁，被吓得一个月不敢出门！我儿子是为了保护妹妹！”
“当年为什么不说？”
“说了！谁说没说了！”张大山老泪纵横，“可谁敢作证？李福山是厂长，一句话就能让你下岗！那些证人，都是他厂里的人，谁敢说实话？我们去找派出所，派出所说‘有证据吗’；去找法院，法院说‘判决已生效’；去上访，被拦回来好几次……我儿子在牢里，我闺女嫁到外地不敢回来，这个家……就这么毁了！”
老人从怀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纸，全是这些年写的申诉信，有的寄出去了，有的没寄出去。
最后一封，是写给刘志远法官的。
“刘法官是个好人……他主动来找我，说看了卷宗觉得有问题，要帮我们。他来了三次，问得很仔细，还去找了当年的老工人……可他现在……他现在怎么样了？”
林知墨接过那沓申诉信，纸张已经泛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封都写满了“冤枉”。
“我们会查清楚的。”林知墨郑重地说，“张强案，一定会再审。”
送走张大山，林知墨回到技术室。
沈冰还在忙。
“林老师，我破解了刘法官电脑里的一个加密文件夹。”她眼睛盯着屏幕，“密码是他女儿的生日，里面是一份‘张强案再审建议书’的草稿，比那封没寄出的信详细得多。”
林知墨凑过去看。
草稿里，刘志远列举了七大疑点，除了之前发现的，还有两条新的：
“疑点六：案发当晚，值班民警接到匿名电话，称‘机械厂那边有人打架’，但未录音，来电号码未查。此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