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5日，省政法委的红头文件正式下发至南江市局。文件标题是《关于南江市公安局依法纠正历史错案、彰显司法公正的通报》。
周建国在全局大会上宣读文件时，声音洪亮，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会场里：
“……南江市公安局在办理郑亮故意杀人申诉案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启动再审程序，经严格审查，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予以纠正……”
“……这充分体现了南江市公安机关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展现了新时期公安干警勇于担当、敢于纠错的良好精神风貌……”
“……经研究决定，对南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别行为分析组予以通报表扬，记集体三等功一次……”
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特行组的六个人坐在前排。秦铁山挺直腰板，眼眶微红；沈冰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两个年轻刑警激动得脸都红了；而林知墨，只是平静地坐着，目光落在文件末尾的红色印章上。
他知道，这份荣誉背后，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多少次顶着压力的坚持，是多少人十年等待的泪水。
散会后，周建国把特行组叫到办公室。
“文件你们看到了。”周建国看着他们，“这是省里对咱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压力。以后，会有更多人盯着咱们，挑咱们的毛病。所以，接下来每一步，都要走得更稳。”
“明白。”秦铁山带头应道。
“知墨，”周建国转向林知墨，“省厅想让你在全省刑侦工作会议上做个经验交流，讲讲你们特行组的方法论。时间定在下个月初，你准备一下。”
林知墨点头：“好。”
“另外，”周建国顿了顿，“郑亮案的善后工作要处理好。法院那边已经在走国家赔偿程序，郑明那边……你们多关心一下。毕竟，是我们系统犯错，让人家等了十年。”
“已经在做了。”林知墨说，“郑明昨天去给他哥扫墓了，说要把再审判决书烧给他哥看。”
周建国沉默片刻，摆摆手：“去吧，好好干。”
从办公室出来，走廊里遇到不少同事，都笑着打招呼：“林副组长，恭喜啊！”“特行组厉害！”
林知墨一一礼貌回应。
回到特行组办公室，还没坐下，内勤小赵就急匆匆跑进来：“林副组长，纪检组的王组长找你，让你现在过去一趟。”
秦铁山皱眉：“纪检组？什么事？”
“不知道，就说让林副组长去谈话。”
林知墨心头一沉，但表情不变：“好，我这就去。”
市局纪检组在三楼最里面的办公室。组长王明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政工干部，面容严肃，不苟言笑。
林知墨敲门进去时，办公室里除了王明，还有两个纪检干部。
“林知墨同志，坐。”王明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林知墨坐下。
王明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推到林知墨面前：“你看看这个。”
林知墨拿起信。
信封是普通的白信封，没有邮票，没有邮戳，显然是直接投递到纪检组的。里面是一封打印的信，内容不长，但字字诛心：
“尊敬的纪检组领导：现反映刑侦支队特别行为分析组副组长林知墨同志在办案中存在严重问题。该同志利用所谓的‘犯罪心理学’手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操控、诱导供述，甚至制造冤假错案。在郑亮案中，林知墨为追求‘翻案’政绩，胁迫证人翻供，伪造证据，导致真正罪犯王某被错误抓捕。其行为严重违反办案纪律，损害司法公正，请组织严肃查处。”
落款是“一名有良知的干警”。
林知墨看完，把信放回桌上。
“你有什么要说的？”王明问。
“没有。”林知墨平静地说，“信中所述，纯属捏造。”
“有证据吗？”
“有。”林知墨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材料，“这是郑亮案的全部办案记录，包括每一次审讯的完整笔录、证人证言的原始记录、物证提取的全程录像——虽然录像效果不好，但能看清过程。还有省厅技术科对1990年无名尸的鉴定报告、对现场血迹的重新检验报告。”
他把材料一份份摆开：“所有证据链都是完整的、合法的。王德发的有罪供述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取得的，全程录音。证人的证言变化，是因为当年受到威胁不敢说真话，现在威胁解除，自然说出真相。”
王明翻看着材料，眉头紧锁。
“至于说我‘胁迫证人翻供’，”林知墨继续说，“可以提供所有接触证人的记录，包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