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老干警开始私下议论：“特行组这次是不是捅了马蜂窝？”“郑亮案都过去十年了，翻出来有什么意义？”“王德发现在可是市里的红人，动他，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连特行组新调来的两个年轻刑警，也开始有些动摇。
“林副组长，咱们……是不是缓一缓？”其中一个小心翼翼地问，“我听人说，王德发跟市里好几个领导关系都不错，咱们这样查下去，万一……”
“万一什么？”林知墨看着他。
“万一……查不出什么，反而得罪了人，以后工作不好开展。”年轻人低下头。
林知墨没有生气。
他知道，这些顾虑是人之常情。
“小王，你当警察是为了什么？”他问。
年轻人愣了愣：“为了……破案，抓坏人。”
“那如果坏人有权有势，就不抓了吗？”
“不是……但……”
“没有但是。”林知墨平静地说，“警察的职责，是维护法律尊严。如果法律因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就打折扣，那法律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他顿了顿：“郑亮可能被冤枉了，一个人因为我们的错误被枪毙了。他的弟弟用了十年时间，用最笨的方法，想要一个公道。如果我们因为压力就放弃，那我们对得起这身警服吗？”
年轻人沉默了。
“如果你害怕，可以申请调离特行组。”林知墨说，“我不怪你。但留下来的，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最终，两个年轻人都留了下来。
压力没有让他们退缩，反而激起了斗志。
调查继续推进。
王德发那边也没有闲着。他开始频繁活动，请客吃饭，拜访领导，还通过媒体放出风声：“某些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干扰民营企业正常发展，破坏南江营商环境。”
一时间，舆论有些微妙。
但林知墨并不在意这些。
他在寻找突破口。
一个尘封十年的案子，证据大多湮灭，证人大多遗忘，直接证据几乎不可能找到。但间接证据，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还是能拼出轮廓。
沈冰通过梳理王德发公司的财务记录，发现一个可疑之处：1991年公司成立时的200万注册资金，其中150万来自一个叫“李建国”的人的借款。而这个李建国，1992年因诈骗罪被判刑，现在还在服刑。
“李建国和王德发是什么关系？”林知墨问。
“查不到直接关系。”沈冰说，“但李建国的案卷显示，他1990年曾在南方做生意，1991年突然回南江，借给王德发150万，然后1992年就因诈骗被抓了。”
“150万……在1991年，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秦铁山说，“李建国哪来这么多钱？”
“可能是在南方赚的。”林知墨说，“也可能是……赃款。”
他想起1988年抢劫杀人案，被抢的现金是一万八千元。
虽然不多，但如果是连环作案呢？
或者，还有其他赃款来源？
“查李建国1990年在南方的活动。”林知墨说，“特别是，他有没有和王德财接触过。”
这个方向很难查，但沈冰还是找到了一些线索。
在一份1990年广州某宾馆的住宿登记簿复印件里——那是严打期间各地公安机关互相协查时留下的资料——有一条记录：1990年6月20日，李建国入住，同房间登记的还有一个人：王德财。
时间是1990年6月。
而王德财失踪，是1990年7月。
“两人在南方见过面。”林知墨指着记录，“然后王德财回到南江，不久就失踪了。李建国随后也回南江，借给王德发150万。”
“王德财的死，可能和李建国有关？”秦铁山推测。
“不一定。”林知墨说，“但李建国可能知道内情。”
“可李建国在服刑，我们提审他需要手续。”
“那就办手续。”林知墨说，“以调查医学院案、寻找无名尸身份的名义，申请提审李建国。”
手续很快批下来。
11月25日，林知墨和秦铁山前往省第二监狱。
李建国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因诈骗罪被判十年，已经服刑三年。见到警察，他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麻木。
“王德财？认识。”听到这个名字，他点头，“1990年在广州认识的，他说是从南江来的，想找点活干。我们一起住了几天，后来他就回去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
“通过王德发。”李建国说，“王德发打电话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