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灰缸里已经堆了七八个烟头，但他手里还夹着半支。听完林知墨的汇报，这位老刑警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郑亮案……”他缓缓吐出一口烟，“我有印象。1988年，严打高潮期，那个案子破得很快，还上了市里的简报，说是‘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典范’。”
林知墨没有说话，等待着下文。
“当年办这个案子的，是谭副厅长——当时还是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周建国看着林知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林知墨点头，“阻力会很大。”
“不只是阻力。”周建国掐灭烟，“如果重启调查，证实是冤案，那么谭副厅长——现在是省厅领导——的履历上就会有一个污点。这会影响他的前途，也会影响整个南江市局和省厅的关系。”
“所以就不查了吗？”林知墨问。
周建国沉默了很久。
“知墨，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一样。”他最终说，“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黑白分明。但在这个系统里待久了，你就知道，有时候事情没那么简单。一个案子的背后，可能是很多人的前程，是整个系统的脸面。”
“那被害人的脸面呢？”林知墨轻声问，“李秀兰的父亲，等了八年真相。郑亮的弟弟，等了十年公道。他们的脸面，谁来顾？”
周建国没说话。
“周支队，我理解您的顾虑。”林知墨继续说，“但我觉得，警察这个职业，最根本的底线就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果因为顾及脸面、顾及关系，就放任可能的冤案不管，那我们和那些枉法的人，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理想主义。”
“是。”林知墨承认，“但我相信，这个系统里，还有很多人心里藏着理想主义。赵永刚同志是，您也是。否则您不会顶住压力支持特行组，不会在吴启明案上坚持原则。”
周建国笑了，苦笑。
“你小子……会做思想工作。”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楼下院子里训练的年轻警察。
“知墨，你说得对。”他背对着林知墨，“警察的良心，比脸面重要。这个案子……我支持你重启调查。”
林知墨松了一口气。
“但是，”周建国转身，“方式要讲究。不能直接说‘重启郑亮案’，那太敏感。就以‘医学院盗窃案’延伸调查的名义，先查无名尸的身份，查王德财和王德发的关系。等证据扎实了，再往郑亮案上靠。”
“明白。”
“还有，”周建国提醒，“谭副厅长那边，我去打招呼。但你们调查的时候，一定要依法依规，证据要铁，不能有任何瑕疵。否则，不仅翻不了案，还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是。”
离开周建国办公室，林知墨回到特行组。
秦铁山和沈冰都等在那里。
“怎么样？”秦铁山急切地问。
“同意了。”林知墨说，“但要以医学院案的名义，低调调查。”
“太好了！”秦铁山一拍桌子，“那我们现在就从王德发入手？”
“对。”林知墨说，“沈冰，查王德发的公司情况、银行账户、社会关系。秦队，你带人去摸一下他的日常行踪，但先不要接触。”
“明白。”
调查悄然展开。
王德发，现年38岁，南江市德发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注册资金200万，主要经营建材批发，据说生意做得很大，在省城也有业务。
沈冰通过工商登记资料发现，德发建材成立于1991年3月——正好是郑亮被枪毙后两年，王德财失踪后半年。
注册资金200万，在90年代初是一笔巨款。一个曾经的混混，哪来这么多钱？
“查他的银行流水。”林知墨说。
但90年代的银行监管还不完善，没有法院手续很难调取个人账户信息。沈冰只能通过一些公开渠道搜集信息：公司的纳税记录、参与招投标的记录、媒体报道等等。
在一篇1992年的《南江企业家风采》报道中，记者写道：“王德发先生回忆创业初期，最感谢的是一位‘贵人’的帮助，但他不愿透露这位贵人的姓名，只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贵人？
是谁？
另一边，秦铁山带人跟踪王德发三天，摸清了他的活动规律：每天早上八点到公司，中午在固定的酒楼吃饭，晚上常有应酬，偶尔会去一家高档洗浴中心。
“他身边总跟着两个保镖，像是练过的。”秦铁山汇报，“而且他很警觉，反跟踪意识很强，车经常绕路。”
“做贼心虚。”林知墨说。
第四天，陈工的颅骨复原终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