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行为分析小组办公室里，气氛有些凝重。秦铁山和沈冰刚刚从江安县回来，带回了关于印刷厂连环杀人案的重要线索。
“那个老门卫很肯定，”秦铁山指着笔记本上的记录，“1985年王彩霞失踪前，经常和一个‘开绿色吉普车’的干部来往。那人三十多岁，姓吴或者胡，是市轻工局的，来厂里检查工作。门卫见过好几次，那人开车送王彩霞回宿舍，有时候很晚。”
林知墨看着记录：“王彩霞是排版工，文艺骨干，被叫去陪领导吃饭唱歌……这符合那个年代的潜规则。但如果是干部，为什么要杀她？”
“灭口？”沈冰推测，“如果王彩霞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秘密……”
“或者，感情纠纷？”秦铁山说，“干部玩弄女工感情，女工纠缠不放，最后痛下杀手。这种事以前不是没发生过。”
林知墨沉吟：“如果王彩霞案涉及干部，那么另外两起案子呢？李红梅、赵秀兰，她们是不是也跟同一个或同一类干部有牵扯？”
“需要查。”沈冰说，“我调取了当年印刷厂系统的文艺活动记录、接待记录，看能不能找到这三个女工共同接触过的领导名单。”
“还有那辆绿色吉普车。”林知墨说，“1985年，市轻工局配车不多，绿色吉普车更少。查车辆登记档案，看当时有哪些干部配了这种车。”
三人分头行动。
沈冰去档案馆查车辆登记和轻工局人事档案；秦铁山带人走访印刷厂老职工，搜集更多关于当年“干部”的回忆；林知墨则重新审视三起案子的卷宗，寻找共同点。
下午，沈冰先有了发现。
“查到了！”她拿着几份复印件回到办公室，“1985年，市轻工局共有七辆绿色吉普车，配给局领导和几个重要科室。其中一辆，车牌号‘江A-3018’，配给生产计划科科长吴启明。”
“吴启明……”林知墨念着这个名字，“年龄？”
“1985年时三十五岁，符合门卫描述的‘三十多岁’。他是部队转业干部，作风比较强硬，在轻工局分管下属企业的生产计划审批，权力不小。”
“他和印刷厂有业务往来吗？”
“有。”沈冰翻看记录，“印刷厂当时归轻工局管，生产计划、原料配额、设备更新都要局里批。吴启明作为生产计划科长，经常下厂检查，是印刷厂的‘上级领导’。”
秦铁山那边也传来消息：几个老工人回忆，当年确实有个“吴科长”经常来厂里，有时候带着女工出去“吃饭谈工作”。有人私下议论，说吴科长“生活作风有问题”，但没人敢公开说。
“吴启明现在在哪里？”林知墨问。
“1990年调离了轻工局，去了市经委，现在是经委副主任，副处级。”沈冰说。
副处级干部。这已经不是普通刑警能随意调查的对象了。
“需要向周支队汇报。”秦铁山神色严肃，“如果真涉及现任处级干部，调查必须谨慎，要有确凿证据。”
林知墨点头：“先不要惊动吴启明。我们需要更多间接证据，证明他和三名受害者确实有牵连，并且有作案动机和时间。”
“怎么证明？事隔这么多年。”沈冰问。
“从外围入手。”林知墨说，“查吴启明1983-1987年的行踪，尤其是三个案发时间点他在哪里。查他的社会关系，有没有人知道他当年和印刷厂女工有纠葛。另外，查那辆吉普车——虽然车可能早就报废了，但当年的维修记录、油耗记录，也许还能找到。”
“还有，”秦铁山补充，“查吴启明的婚姻状况。如果他当年有家庭，却和女工有染，这可能成为杀人动机——怕事情败露影响前途。”
调查转向隐秘而谨慎的方向。
警方没有直接接触吴启明，而是从档案、旧记录、老熟人入手，一点点拼凑信息。
两天后，几个关键信息浮出水面：
1. 车辆记录：轻工局车队的老司机回忆，1985年那辆“江A-3018”吉普车，吴启明经常私用，有时候周末也开出去。有次车回来，后座有女人的长发和香水味，司机还悄悄议论过。
2. 时间线：1985年4月王彩霞失踪那几天，局里的考勤记录显示吴启明“下厂调研”，但具体去了哪些厂，记录模糊。
3. 婚姻状况：吴启明1982年结婚，妻子是市医院护士。婚姻表面和睦，但据邻居反映，八十年代中后期两人经常吵架，有次听到妻子哭喊“你别以为你在外面那些事我不知道！”
4. 工作关系：老印刷厂一位退休副厂长私下说，吴启明当年“手伸得长”，不仅管生产，还插手厂里的人事和文艺活动，经常点名要某些女工参加接待。
线索指向性越来越强。
但这些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一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