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突破点。”林知墨在小组内部讨论时说，“要么找到目击证人，看见吴启明和受害者在一起；要么找到物证，把吴启明和案发现场联系起来；要么……让吴启明自己露出马脚。”
“他那么精明，怎么会自己露出马脚？”秦铁山皱眉。
“如果他感到威胁的话。”林知墨说，“我们可以适当施加压力，但不直接针对他本人。”
“怎么施加？”
林知墨想了想：“重启印刷厂连环杀人案的调查，可以公开报道，但措辞谨慎。只说警方发现新线索，正在排查当年与受害者有过接触的人员。吴启明如果心里有鬼，可能会有所动作。”
“太冒险了。”沈冰担心，“万一他利用权力干扰调查怎么办？”
“所以报道要由市局宣传科统一口径，只发通稿，不提具体人名和单位。”林知墨说，“目的是敲山震虎，观察反应。”
方案报给周建国。周建国考虑良久，最终同意：“可以试试，但必须控制好尺度。报道我来把关，你们只管调查。”
10月30日，《南江日报》二版发了一条简短消息：
“我市警方重启多年悬案侦查
1980年代连环案件发现新线索”
报道只有三百多字，没提具体案情、受害者姓名、涉及单位，只强调“警方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对多起陈年旧案进行串并分析，取得重要进展”。
报道发出的当天下午，秦铁山安排在经委附近的便衣报告：吴启明的秘书急匆匆出了机关大院，去了市邮电局，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通话对象不明。
“他在联系谁？”秦铁山问。
“查不到。”便衣说，“是邮电局的公用长途电话，没有登记。”
“继续盯。”
第二天，吴启明本人有了动作。他以“调研企业安全生产”为由，去了郊区一家乡镇企业，但中途独自离开，去了一处城郊结合部的老旧居民区。
便衣远远跟着，看见吴启明进了一栋筒子楼，约半小时后出来，手里多了一个黑色手提包。
“包里是什么？”林知墨问。
“看不清，但看他拎着的姿势，分量不轻。”便衣汇报。
“查那栋楼里住着谁。”秦铁山下令。
调查发现，那栋楼里住着一个叫孙老四的男人，五十多岁，无业，有盗窃前科。更重要的是，孙老八十年代曾在轻工局下属的运输队开过车，和吴启明认识。
“孙老四……”林知墨沉吟，“可能是吴启明当年的‘白手套’，帮他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要不要接触孙老四？”秦铁山问。
“先别。”林知墨说，“孙老四这种老油子，没有铁证不会开口。而且一旦接触，吴启明就知道我们盯上他了。”
“那怎么办？”
“等。”林知墨说，“吴启明拿了东西，一定会处理。看他下一步怎么做。”
接下来两天，吴启明表现正常，上班下班，开会调研。但每天晚上，他都会独自在书房待很久，窗户的灯一直亮到深夜。
第三天晚上，监控小组报告：吴启明深夜开车出门，去了南江边一处偏僻的滩涂。
警方远远用夜视望远镜观察，看见吴启明从后备箱拿出那个黑色手提包，走到江边，似乎要将包扔进江里。
但就在他举起包的瞬间，犹豫了。
他放下包，在江边站了很久，最后又把包拿回了车上，开车离开。
“他为什么没扔？”秦铁山不解。
“可能包里的东西太重要，他舍不得，或者……不确定扔掉是否安全。”林知墨分析，“又或者，他在犹豫要不要用别的方式处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抓他现行？”
“不，还没到时机。”林知墨说，“我们现在冲出去，他可以说自己是来‘散步’，包里的东西也可以随便编个理由。我们需要更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个包里的东西和命案有关。”
“怎么证明？”
林知墨看向沈冰：“技术科能不能在不接触实物的情况下，检测出包里有什么？”
沈冰想了想：“如果是金属物品，可以用便携式X光机。但需要近距离，而且不能被发现。”
“近距离……”林知墨思索，“吴启明把包放哪里了？”
“回单位了，放在他办公室的文件柜里，锁着。”
办公室。那更不好接近。
“等等吧。”林知墨说，“他既然没扔，说明还要处理。我们等他下一次行动。”
这一等，就是三天。
三天里，吴启明照常工作，但明显心神不宁，开会走神，脾气暴躁。秘书私下说，吴主任最近“火气很大”。
第四天，11月4日，吴启明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