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支队会议室的黑板上，已经贴满了照片、名单、关系图。秦铁山熬了一夜，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精神亢奋。
“查到了！”他用教鞭敲着黑板，“三家工厂在八十年代都属于‘南江轻纺机械工业公司’，九十年代初公司解散，但下属厂子之间人员调动频繁。尤其是1985年到1988年，有一批技术骨干在三家厂之间轮岗培训！”
林知墨走到黑板前，看着那些用红线连接的名字。
“其中，符合45-55岁年龄段的，有十七人。”秦铁山继续说，“这十七个人里，有十二个下岗了。而十二个下岗的人里，有三个是曾经的市级劳模、厂级先进。”
他抽出三份档案，拍在桌上。
“王德顺，52岁，原机械厂八车间副主任，1987年市劳模。1991年下岗，买断工龄四万八。妻子患尿毒症，去年病逝，欠债八万多。”
“李卫国，48岁，原化工厂技术科副科长，1988年厂先进。1992年下岗，补偿金三万。儿子去年车祸瘫痪，肇事司机逃逸，医疗费无底洞。”
“杨福贵，50岁，原纺织厂三车间主任，1986年省轻工系统先进工作者。1990年下岗，补偿金五万。儿子1991年在纺织厂工伤，左臂截肢，厂里认定为‘违规操作’，只赔了两万。妻子去年胃癌去世，无钱手术。”
三个名字，三个破碎的家庭。
三个曾经的“先进”，三个如今走投无路的中年男人。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杨福贵的儿子……”林知墨拿起那份档案，“工伤是怎么回事？”
秦铁山深吸一口气：“我找人问了。1991年，纺织厂引进新设备，调试期间，他儿子杨志强（当时22岁）被卷进传送带，左臂粉碎性骨折，不得不截肢。厂里调查后认定，是杨志强‘违反操作规程，擅自进入禁区’。但很多老工人私下说，是设备本身有缺陷，厂家和厂领导为了推卸责任，把锅甩给了临时工杨志强。”
“杨福贵当时没闹？”
“闹了。”秦铁山说，“但没用。他是车间主任，厂里威胁他‘再闹连你也下岗’。后来他真的下岗了，补偿金还比别人少。儿子残疾，找不到工作，老婆又病了……听说他去年把房子卖了给老婆治病，人还是没救回来。现在爷俩租住在西郊棚户区。”
林知墨闭上眼睛。
他能想象那种绝望。
一生奉献给工厂，换来的是儿子残疾、妻子病逝、自己下岗、家徒四壁。
而当年那些决定他命运的领导，却拿着高额安置费，住着新房子，甚至可能还在别的企业当领导。
公平吗？
“查一下这三个人的现状。”林知墨说，“尤其是杨福贵。他现在靠什么生活？最近有没有异常举动？粉笔字迹，能不能搞到样本比对？”
“已经在查了。”秦铁山说，“派出所民警正在去西郊的路上。另外，沈冰在比对三家工厂保存的旧文件上的签名和粉笔字迹，看有没有匹配的。”
中午时分，消息陆续传回。
王德顺在菜市场摆摊修鞋，生意清淡，整天沉默寡言。邻居说，他老婆死后，他就很少说话，但没听说有什么过激行为。
李卫国在建筑工地看大门，工资微薄，要养活瘫痪的儿子。工友说他经常喝酒，喝醉了就骂工厂领导，但没见他真干什么。
杨福贵……失踪了。
“他租的房子三天没亮灯了。”西郊派出所民警在电话里汇报，“邻居说，他上周把儿子送到了乡下亲戚家，说‘要出趟远门’。然后就再没回来。”
“远门？”秦铁山追问，“说去哪儿了吗？”
“没说。但他走之前，把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还把欠邻居的五十块钱还了。邻居觉得不对劲，但也没多想。”
林知墨的心沉了下去。
收拾整齐，还清债务，送走儿子……
这听起来，不像要逃窜。
倒像是……安排后事。
“他有交通工具吗？”林知墨问。
“有一辆旧自行车，还在屋里。但他会不会坐长途车走了？”
林知墨看向秦铁山：“秦队，我觉得杨福贵嫌疑最大。他符合所有侧写特征，而且现在失踪了。但我不认为他会逃——他可能还在南江，甚至可能……在准备下一次纵火。”
“下一次？他会烧哪儿？”
林知墨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三家工厂的位置：“机械厂、化工厂、纺织厂，都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但南江轻纺机械工业公司，当年还有一个总部办公楼，就在市中心，现在是一家贸易公司的写字楼。如果他要完成‘审判’，会不会选择这个曾经的‘最高权力中心’？”
秦铁山脸色一变：“那栋楼现在每天晚上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