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墨坐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客车。这次他没有告诉秦铁山，只跟周建国简单汇报了行程，理由是“向徐老请教一些专业问题”。
周建国批准了，但叮嘱他注意安全，保持联系。
客车上人不多，林知墨靠窗坐着，看着窗外飞逝的秋景。稻田已经收割，露出褐色的土地。远处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近处农舍的屋顶晾晒着金黄的玉米。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撕裂的时代。
有人下海发财，有人下岗失业。
有人拥抱新潮，有人固守传统。
而犯罪，也在适应这个时代，变异出新的形态。
两个小时后，客车抵达省城。林知墨转乘公交车，来到公安大学。
徐文渊的办公室在教师楼三层，朝南，采光很好。书架上摆满了刑事侦查、犯罪学、法医学的专业书籍，还有一些老照片——徐文渊年轻时穿警服的照片，与同事的合影，获奖的奖状。
“林顾问，稀客。”徐文渊正在伏案写作，见林知墨进来，放下笔，摘下老花镜，“是为了讲座的事？”
“不完全是。”林知墨在对面坐下，“有些问题，想请教徐老。”
“你说。”
林知墨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关于“兰”字案件的统计报告，推到徐文渊面前。
“徐老，您先看看这个。”
徐文渊拿起报告，慢慢翻看。他的表情起初平静，但随着阅读，眉头渐渐皱起，手指在纸页上停顿了几次。
看完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这些案子……我都记得。”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有些是我亲自办的，有些是我徒弟办的。时间跨度很长，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
“您注意到这些案子有什么共同点吗？”林知墨问。
徐文渊沉默片刻，缓缓说：“受害者或家属，名字里都有‘兰’字。我以前没特别留意，但现在看来……确实太多了，不像巧合。”
“您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人刻意关注这些案子。”徐文渊抬起头，目光锐利，“而且这个人，对我的工作很了解。他知道我办过哪些案子，知道哪些案子和我有关。”
“您觉得，这个人可能是谁？”
徐文渊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林知墨。
窗外是校园的操场，几个学生在打篮球，年轻的呼喊声隐隐传来。
“林顾问，”徐文渊的声音从窗前传来，“你知道我为什么退休后还带学生，还写文章，还想把一辈子的经验传下去吗？”
“因为放不下。”林知墨说。
“对，放不下。”徐文渊转过身，脸上有疲惫，也有执着，“我干了一辈子警察，破了那么多案，抓了那么多人。但我心里一直有个结——有些案子，我没破干净；有些人，我没救回来。”
他走回桌前，拿起那份报告：“这些名字里有‘兰’的案子，有好几起，我都觉得有疑点。但当时证据不足，或者领导催着结案，或者……我自己能力有限，最终成了悬案，或者草草了结。”
“比如出租车司机张建军案？”林知墨问。
徐文渊深深看了他一眼：“你也觉得那个案子有问题？”
“我在复查。”林知墨说，“现场有些细节对不上。死者指甲里的蓝色纤维，凶手衣服上没有。邻居听到的争吵声，忽高忽低，不像两个人正常吵架。”
“我当时也怀疑过。”徐文渊坐下，手指敲着桌面，“但王大力认罪了，有目击证人，有部分物证。局里急着破案，压力很大。我提过异议，但被驳回了。后来王大力执行死刑，这事就成了我心里的刺。”
“您认为真凶可能另有其人？”
“可能。”徐文渊说，“而且这个人，可能还在逍遥法外。”
办公室陷入短暂的沉默。
远处篮球场的呼喊声，衬得这里更加安静。
“徐老，”林知墨轻声问，“您女儿徐晓梅的失踪，和这些‘兰’字案子，有没有可能……有关联？”
徐文渊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他抬头看着林知墨，眼神复杂：“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教师’在同时关注两件事：一是这些‘兰’字案子，二是您女儿的失踪。”林知墨说，“他把您女儿的衬衫放在雨夜屠夫案现场附近，又把‘兰’字案子的日期刻在桥洞墙上。他在建立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的核心，可能是您。”
徐文渊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再睁开时，眼里有痛苦，也有决绝。
“晓梅失踪前，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她问我：‘爸，如果你明知道一个案子判错了，但真凶有权有势，你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