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条会议桌一侧坐着刑侦支队的周建国、秦铁山、林知墨，另一侧坐着《南江晚报》《南江日报》、南江电视台的几位记者和负责人。桌上摆着茶水，但没人去动。
“今天请各位媒体朋友来，是想沟通一下关于重大刑事案件报道的一些想法。”周建国开口，语气平和但透着严肃，“最近我们连续破获了几起案件，媒体都做了详细报道，对震慑犯罪、宣传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表示感谢。”
几位记者点头，但眼神里都带着疑惑——显然不是为感谢来的。
“但是，”周建国话锋一转，“我们也注意到，某些报道在细节披露上可能存在过度的问题。比如犯罪手法的详细描述、现场布置的具体细节、甚至犯罪者的心理动机分析等。这些内容，在发挥警示作用的同时，也可能被潜在犯罪者学习、模仿。”
《南江晚报》的社会版记者小李忍不住说：“周支队，我们报道都是基于警方通报和公开信息，没有泄露侦查秘密啊。”
“我知道。”周建国说，“问题不在于‘泄露’，而在于‘度’。举个例子，上次录像厅模仿杀人案，报道中详细描述了凶手如何模仿电影情节布置现场，甚至引用了凶手‘想当英雄’的心理独白。这样的报道，对于普通读者是猎奇故事，但对于某些心理不健全的人，可能就成了‘教学案例’。”
会议室安静下来。
林知墨这时开口：“各位记者朋友，我是林知墨。作为犯罪心理分析者，我想从专业角度补充一点：犯罪行为，尤其是带有表演性、仪式性的暴力犯罪，具有传染性和模仿性。当媒体详细描绘犯罪过程时，实际上是在为潜在犯罪者提供‘剧本’。而报道犯罪者获得的关注（哪怕是负面的），也可能刺激某些渴望被看见的人，走上犯罪道路。”
他拿出两份报纸，正是对孙小斌案和赵德彪案的报道。
“孙小斌案报道后，赵德彪在看守所看到，产生了‘我也要试试’的念头。他模仿的不仅是电影，更是孙小斌的‘成名方式’。这就是二次模仿，是犯罪行为的变异传播。”
电视台的记者问：“那林顾问的意思，是以后这类案件都不报道了？”
“不是不报道，而是如何报道。”林知墨说，“我起草了一份《重大刑事案件媒体报道建议规范（草案）》，想请各位看看，提提意见。”
他将几份打印稿分发给媒体代表。
稿子不长，主要几条：
一、避免详细描述犯罪手法、工具、现场布置细节，防止被模仿。
二、避免过度渲染犯罪者个人故事和心理动机，防止美化犯罪。
三、避免使用煽动性、猎奇性标题，应侧重法律后果和社会警示。
四、在报道破案过程时，应强调警方努力、科技手段、法律威严，而非个人英雄主义。
五、涉及未成年犯罪或受害者时，应严格保护隐私。
记者们低头看着稿子，表情各异。
《南江日报》的资深记者老陈抬起头：“林顾问，你的想法我们理解，但实际操作有困难。读者爱看细节，爱看故事。如果报道都按这个来，干巴巴的，谁看？报纸要销量，电视台要收视率。”
“平衡确实难。”林知墨承认，“但我们要思考：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是仅仅满足读者的猎奇心，还是引导社会向善、震慑犯罪？详细描述一桩血案，可能带来一时的销量，但如果因此诱发了新的血案，这个责任谁来负？”
老陈沉默了。
秦铁山接过话：“各位，我们警察在一线拼死拼活抓人，是希望天下无贼。但如果咱们的破案故事，成了犯罪分子的教材，那咱们这活儿还怎么干？赵德彪案，凶手亲口说，是看了报纸才有的灵感。这还不够警醒吗？”
周建国最后说：“这份规范草案，局里还在研究，不是强制规定。今天请大家来，是沟通，是商量。我们希望和媒体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既要保障公众知情权，又要防止信息被滥用。这不容易，但值得努力。”
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媒体代表们提出了不少实际问题，林知墨和周建国一一解答。最终，虽然没能达成完全共识，但至少打开了对话的渠道。
散会后，记者们离开时，表情都若有所思。
老陈走到林知墨身边，低声说：“林顾问，你写的那几条，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报社有报社的难处……这样吧，以后涉及重大案件的稿子，送印前我可以先发给你们看看，你们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咱们商量着改。”
“谢谢陈老师。”林知墨真诚地说，“这就是进步。”
媒体人走后，周建国把林知墨叫到办公室。
“草案我看了，写得不错。”周建国说，“但真要推行，阻力不小。有些领导可能觉得小题大做，有些媒体可能阳奉阴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