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长条会议桌上，空气中飘浮着灰尘。投影仪将桥洞现场的照片投射在幕布上：暗褐色的血迹、墙上的刻字、油纸包裹的衬衫。
周建国支队长坐在主位，脸色阴沉。秦铁山、林知墨、沈冰以及几个中队负责人围坐两旁。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周建国开口，声音不大但透着压力，“这个自称‘教师’的神秘人物，第二次直接联系我们，而且提供了可能与雨夜屠夫案有关的物证。他在挑衅，也在引导。”
他看向林知墨：“林顾问，你对这封信的分析是什么？”
林知墨站起身，走到幕布前。他没有用教鞭，只是用手指着照片。
“这封信的核心信息是地点：南江二桥桥洞。‘教师’用诗意的语言包装，但目的很明确——让我们去那里。”
“他为什么选择二桥？”周建国问。
“有三个可能。”林知墨分析，“第一，二桥桥洞是他自己或他关注的人作案、藏匿、或处理证据的地点。第二，二桥桥洞是他‘收集’的众多犯罪现场之一，他选择这里作为展示窗口。第三，二桥桥洞本身对他有特殊意义——也许是他童年记忆、情感创伤或某种仪式性行为的发生地。”
他顿了顿：“从现场发现的物证看，第二种可能性较大。桥洞里的血迹时间跨度长，墙上刻着不同年份的日期，那件衬衫可能是多年前的证物。‘教师’像是把这里当作一个‘犯罪档案馆’或‘纪念地’，他把不同案件的痕迹汇集于此，等待被人发现。”
“汇集？”秦铁山皱眉，“那些血迹和刻字，难道都是他干的？”
“不一定。”林知墨摇头，“他可能只是‘发现者’和‘记录者’。墙上的日期，可能是他调查后刻下的，标记他认为重要的案件时间点。血迹可能是他故意保留或复现的现场痕迹。那件衬衫，则可能是他从某个渠道获得、特意存放在此的证物。”
“他在玩侦探游戏？”一个中队长忍不住说，“把自己当福尔摩斯了？”
“比那更复杂。”林知墨说，“‘教师’有强烈的表达欲和控制欲。他不仅要‘破案’，还要设计破案的过程，设定谜题，观察解谜者的反应。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智力游戏，也可能是一种……心理满足。”
会议室里一阵沉默。
这种高智商、心理扭曲的对手，在场的老刑警们都不陌生，但每次遇到，依然会感到棘手和不安。
“那些日期查了吗？”周建国看向秦铁山。
“查了。”秦铁山翻看笔记本，“1988年10月23日，雨夜屠夫案第一起，受害人刘春梅，女，22岁，纺织厂工人，在南湖公园遇害。”
“1991年5月7日，南江市确实发生了一起命案，但破了。”秦铁山继续说，“死者张建军，男，35岁，出租车司机，在城西出租屋被抢劫杀害。凶手是他一个赌友，案发后三天就抓到了。”
“那为什么刻这个日期？”有人问。
“也许‘教师’认为这个案子有疑点？或者……凶手不止一人？”林知墨推测，“需要调阅案卷重新审查。”
“1992年11月15日，”秦铁山的声音低沉下来，“那天晚上，南江大学一名女学生失踪，叫陈雨欣，21岁。至今未找到，列为失踪人口。”
又一个年轻女性。
会议室的气氛更加凝重。
“三个日期，两起命案一起失踪，都是年轻女性。”周建国总结，“‘教师’在暗示这些案子有关联？还是说……都是他干的？”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林知墨谨慎地说，“但‘教师’把这些信息摆在一起，一定有他的逻辑。我们需要找出这个逻辑。”
他走到黑板前，写下三个日期和案件性质，然后在旁边画线连接。
“如果假设‘教师’与这些案子有关，那么他的作案时间跨度从1988年到1992年，持续四年。目标都是年轻女性，但作案手法不同：雨夜屠夫案是性侵后勒毙，出租车司机案是抢劫杀人，女大学生失踪案则完全不明。”
“这不符合连环杀手的固定模式。”沈冰提出疑问，“连环杀手通常有稳定的‘签名行为’和受害者类型选择。这三个案子差异太大。”
“所以也许‘教师’不是凶手，而是‘研究者’。”林知墨说，“他在研究这些案子，寻找其中的联系，或者……验证某种理论。”
“什么理论？”
“关于犯罪模式演变、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或者……警方的破案盲区。”林知墨说，“从他给我的信来看，他对我——一个犯罪心理分析者——有浓厚兴趣。他可能也在研究‘犯罪心理学在实战中的应用效果’。”
这个推测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一阵寒意。
如果“教师”真的是在进行某种“犯罪实验”或“观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