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市开往省城的长途客车在晨雾中驶出车站。秦铁山和林知墨坐在客车中部的座位上，窗外是渐渐苏醒的城市。
车厢里弥漫着烟味、汗味和廉价香皂的味道。乘客大多是出差干部、小商贩和探亲的农民，嘈杂而真实。售票员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报站，手里攥着一沓皱巴巴的车票。
林知墨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景物：农田、村庄、工厂、骑着自行车上早班的人群。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处处是生机，也处处是变革的阵痛。
秦铁山从随身挎包里拿出两个还温热的茶叶蛋，递给林知墨一个：“吃点，路上得三个小时呢。”
林知墨接过，剥开蛋壳。鸡蛋煮得很入味，是秦铁山妻子一早起来煮的。
“嫂子手艺不错。”林知墨说。
“那是！”秦铁山咧嘴笑，“我老婆别的本事没有，做饭是一绝。等这阵子忙完了，上我家吃饭去，让她给你炖个排骨。”
“好。”
简单的对话，冲淡了此行任务的沉重感。
但两人心里都清楚，这次省城之行，可能会揭开一些他们尚未准备好面对的真相。
客车驶上国道，速度加快。林知墨从公文包里拿出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关于徐文渊的已知信息：
徐文渊，男，1932年生，61岁。祖籍河北，195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原北京政法学院），同年进入公安系统。从基层民警做起，历任派出所长、分局刑侦队长、市局副局长，1985年调任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1990年退休。退休后被公安大学返聘为客座教授，带硕士研究生。
破案风格：重视现场勘查和逻辑推理，善于从细节中发现突破口。经手侦破大案要案37起，包括三起省级挂牌督办的特大案件。
家庭情况：妻子于1988年病逝，无子女。独居在省公安厅家属院。
健康状况：有高血压病史，但控制良好。
社会评价：严谨、正直、低调，在公安系统内威望很高。
从履历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安战线老战士，功勋卓著，德高望重。
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和“教师”联系在一起。
但DNA的相似性，就像一根刺，扎在那里。
“秦队，”林知墨合上笔记本，“你觉得，一个退休的刑侦局长，有没有可能因为……无聊，或者想证明自己依然有能力，而策划一些犯罪？”
秦铁山沉思片刻，摇头：“难说。我见过不少老刑警，退休后不适应，整天想着‘发挥余热’。但最多也就是帮人看看案子，当个顾问。直接策划犯罪？太极端了。”
“如果他有某种……理论需要验证呢？”林知墨说，“比如，他认为现在的刑侦方法有缺陷，想通过制造案件，来展示一种新的破案思路？”
“那也不至于杀人吧？”秦铁山压低声音，“雨夜屠夫案可是四条人命！红衣女童案、盲井案，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指向‘教师’，但如果真是他策划的，那也是把人命当棋子！这已经不是理论验证，是反社会了！”
林知墨沉默。
秦铁山说得对。任何有基本道德底线的人，都不会用无辜者的生命来做“实验”。
除非……那个人已经突破了某种界限。
或者，他有着更加复杂、不为人知的动机。
客车在上午十点抵达省城长途汽车站。两人下车，转乘公交车前往公安大学。
公安大学位于省城西郊，校园不大，但庄严肃穆。门口有卫兵站岗，进出需要登记。
秦铁山出示了警官证和工作联系函，门卫打电话确认后，放他们进去。
按照事先联系，接待他们的是公安大学刑侦系的办公室主任，一个姓刘的中年女干部。
“秦队长，林顾问，欢迎欢迎！”刘主任很热情，“徐教授今天上午正好有课，要十一点半才结束。我先带你们去他办公室等着？”
“不用麻烦，”林知墨说，“我们想先看看徐教授带的学生的研究方向，还有他退休后发表的论文。不知道方便吗？”
“这个……”刘主任有些犹豫，“学生的论文涉及学术保密，一般不外借。徐教授发表的公开论文倒是可以看，图书馆都有收录。”
“那就看看公开论文吧。”林知墨说，“麻烦您了。”
刘主任带他们来到学校图书馆。在教师论文专区，找到了徐文渊退休后发表的几篇文章：
《论现场微量物证在连环杀人案中的串并作用》（1991年，《中国刑事警察》第3期）
《犯罪地理画像的本土化应用初探》（1992年，《公安研究》第1期）
《从行为证据分析罪犯心理模式的若干思考》（1992年，《犯罪与改造研究》第4期）
《谈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