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实总是比理论骨感。
符合“22-28岁、男性、体型消瘦”这一条的人不少。加上“夜间户外工作”和“有自行车”的，也能找到一批。但再叠加“左利手或双手通用”、“右手小指有旧伤”、“有口吃或明显语言障碍”这几条，人数立刻锐减到寥寥无几。而这几个人，经过初步核实，要么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比如当晚在单位集体加班、有人证），要么体貌特征与值班员描述有明显出入（比如太高、太胖）。
排查陷入了僵局。
社会上的风声却越来越紧。虽然警方尽量控制了案件细节的泄露，但“雨夜蒙面歹徒连续抢劫邮政所”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尤其是夜间独自值班的女性营业员群体。市里有关领导再次打电话到局里询问进展。
压力，如同盛夏暴雨前的闷热空气，沉甸甸地压在刑侦支队，尤其是秦铁山的头上。
9月7日下午，秦铁山刚从外面排查回来，一脸疲惫和烦躁，就被周建国叫进了支队长办公室。
门关上了，但隐约的谈话声还是传了出来，周建国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满和催促，秦铁山的声音则低沉而坚持，偶尔拔高，像是在解释或辩解。
走廊里路过的民警都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
林知墨没有参与具体的入户排查，那些不是他的强项。他把自己关在支队临时给他安排的一张小办公桌后，面前堆着从邮政局借调来的、积着灰尘的历年人事档案、内部简报、工会记录，还有一些走访老邮政职工得到的零碎口述材料。
他的侧写指出了方向，但关键的“为什么”——凶手为何对邮政系统抱有如此深刻的、具象化为“蛀虫”的怨恨——还不够清晰。他需要为凶手的愤怒找到一个更具体、更可能真实的“锚点”。
翻阅那些泛黄的纸张，90年代初邮政系统转型期的阵痛扑面而来。有鼓励“打破铁饭碗、优化组合”的动员令，有关于“临时工、合同工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还有不少反映职工生活困难、要求解决待遇的信访摘要。
忽然，一份1989年的内部《纪检监察简报》吸引了他的注意。简报记载了一起“严肃处理侵占职工小额汇款事件”。大致内容是：某邮政支局的一名临时工经办员，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截留、冒领职工异地汇来的小额汇款（多是家属寄给单身职工的生活费），累计金额数百元，事情败露后受到开除处理。简报末尾提到，“该员赵某某，态度恶劣，毫无悔意，声称‘你们这些正式工吃得满嘴流油，我们临时工连口汤都喝不上，拿点零头算什么’。”
姓赵。临时工。侵占公款。对正式工（“蛀虫”？）的强烈怨恨。
时间点是1989年，如果当时这个赵某某二十出头，那么现在正好是二十四五岁。年龄对得上。
林知墨的心跳微微加速。他记下简报编号和大概内容。
下午，他去了邮政局的退休职工活动中心，找到几位八十年代就在邮政系统工作的老同志聊天，不经意间提起了当年临时工转正的问题，还有那起侵占汇款的事件。
一个头发花白、戴眼镜的老退休干部唏嘘道：“唉，那时候政策变化快，一批小伙子以工代干，干了好多年，就盼着转正，吃上皇粮。结果风向一变，好多都没戏了，只能清退或者转成纯临时工。心里有怨气啊。那个小赵……我记得，就是建设路支局那个吧？人其实不坏，就是有点结巴，脑子活，干活也舍得下力气。就是家里穷，眼看转正无望，可能一时糊涂……后来被开除了，听说去了哪个建筑队还是搬家公司了？再没消息。”
“他全名叫什么？当时大概多大？”林知墨问。
“赵……赵什么来着？赵永强？赵志强？记不清了。当时也就二十一二岁吧？89年的事嘛。”老同志努力回忆。
结巴。干活舍得下力气（可能接触机械油污）。被开除，心怀怨恨。姓赵。
又一个碎片对上了。
离开活动中心时，林知墨接到了技术科的电话。
“林顾问，你送检的那个暗红色粘土样本，成分分析出来了。与东郊老第三砖瓦厂关闭前堆积区的土质成分高度吻合，特别是里面含有该厂特有的一种低含量矿物颗粒。基本上可以确定，自行车轮胎上的土来自那里。”
老第三砖瓦厂，正是林知墨在地图上圈出的核心区域的一个地标性旧址，现在大部分厂区已经荒废，周边有一些残留的宿舍区和零散小作坊。
“另外，”技术科的人补充道，“我们对那个‘大前门’烟盒上残留的唾液进行了血型检测（初步），是O型。鞋印的石膏模型也做好了，磨损特征非常明显，可以作为比对样本。”
“好的，谢谢。”林知墨挂断电话，思路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