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门口那些红绿相间的装饰还没来得及撤下，写字楼大堂角落里的塑料圣诞树也还亮着灯，可节日那点短暂的松弛气氛已经散得一干二净。
办公室里重新回到熟悉的键盘声、电话声和打印机声交织的状态，只是邮件主题开始密集出现“year-end”p”“budget”这些字眼。
之后，元旦照着国内法定，再补一天假。
春节则按中国这边的节奏，官方给出一整套“除夕前后七天”的放假安排。
但对 front office 来说，这些红字更多只是一种“市场不开门”的标记，而不是可以彻底关机的许可。
Christs break 前后，伦敦那边还要把新一年的人力预算和 bonus pool 最终敲定；一月中下旬，亚洲这边又要抢在春节前的最后几周，把能 close 的交易尽量往前推一推。
程砺舟整个一月几乎是在航班和会场之间切换。
伦敦总部的年终合伙人会、几场行业峰会，再加上和几家核心基金的封闭交流，他在不同城市间来回穿梭，行程表被时间差硬生生扯成几段。
白天是冷冰冰的 projection、监管口径和资本成本，晚上则是层出不穷的晚宴和闭门酒会，他需要一遍遍讲完同样的宏观段落，再用不同的语言跟不同的 LP 解释“中国故事”还能怎么讲。
上海 office 里，叶疏晚的时间被另一种方式“填满”。
Helios 的 pre-IPO story 也已经从 Draft 1 改到了可以给 sales 拿去“试水”的版本，每一轮反馈都要她再去翻一遍业务拆解和可比估值。
她的日历被会议方块切成一格一格：上午 internal review，下午和律师、审计连轴对条款，晚上留在办公室等纽约或伦敦拨来的电话。
她从苏黎世回来转正，底薪每个月实实在在多了几千块——扣完税和固定开销，账面上的“自由度”第一次有了肉眼可见的上移。
一月中下旬，年终奖的话题在茶水间变成一种隐约的背景噪音。
安鼎按惯例在春节前公布当年的 bonus 数，MD 和 VP 的数字被关在合伙人会议室里谈，外面的人只能从脸色和走路的节奏里猜测。
轮到 junior 的时候，HR 只是规矩地发一封通知，再把每个人叫进小会议室，按资历和入职时间给出一个已经算好的数字。
叶疏晚入职到现在，前前后后也就大半年，说得上“年终奖”其实也只是按月份粗略折算的一小块 stub bonus，谈不上惊喜，却好歹是一笔实打实靠自己熬出来的钱。
她看着到账的数字，还是挺满足的，心里很快有了盘算——先给老叶换一整套像样的防护装备，再给庄女士挑件衣服，配一条真丝丝巾。
逼近农历年关，整个城市都开始朝另一个节奏滑去。
地铁上多了拖着行李箱的人，写字楼楼下的小吃摊挂起了“初七开业”的红纸，附近商场里循环播放着老掉牙的贺岁歌曲。
可是高层写字楼里，灯光依旧亮到很晚，尤其是集中着投行、律所、四大的那几层，到了晚上九点仍旧能看见有人对着屏幕敲字，对着电话讲着“holiday season 之后我们可以再 follow up”之类的客套。
程砺舟春节那一周的日程表被伦敦的会议卡得很死。
欧洲资本市场对农历新年没有概念，该开的会一个不落，他顶多在国内除夕那天抽出一点空档，隔着八个时区回几条信息。
这一整个冬天，他们两个人像被从同一张时间表上撕开，分别塞进不同的格子里。
她在项目和模型之间奔波，忙着用合伙人教的那一套标准给自己搭起一点专业上的底座；他在更高一层的会议和酒局之间来回，被迫把个人情绪压到行程表边缘。
到了春节前夕，他们回头翻电话记录，才发现这个月里彼此真正见面的次数少得出奇……几乎所有的沟通，都在不同时区的屏幕光里被压缩成短短几行信息。
春节放假前，程砺舟人在北京。
伦敦那边刚开完一轮合伙人会，他从希思罗往返首都机场，连时差都没缓利落，就被丢进金融街附近一连串封闭会议里——监管沟通、内部预算、人事盘点，白天是会议室和会场，晚上是应酬和饭局。
这一趟行程从头到尾都围着“总部”和“市场”打转，离上海有一千多公里。
上海这边，叶疏晚还照常在陆家嘴和她那间出租屋之间两点一线。
她手里几个项目都卡在“春节前能不能推进一段”的节奏上，白天跟在 VP 和 director 后面跑会，晚上回到家，客厅灯一开，Moss 的尾巴就一下一下拍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