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下茶杯，继续道：“《射雕》写侠义、写家国，固然是通俗故事，但其中蕴含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精神，是否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活着》写苦难、写坚韧，读者在唏嘘福贵命运的同时，是否也能对自己身处的世道、对底层民众的艰辛，多一分理解与共情？这便是通俗文学的力量——它门槛低，传播广，能在茶余饭后，将一些道理、一些情感，悄无声息地种进读者心里。”
“至于思想启蒙的文章，”周杉话锋一转，“它的作用是直接的、尖锐的，如同手术刀，要切开病灶，指出问题所在。比如《实业救国》，就是要大声疾呼，让更多人看清某些经济现象背后的危机。这两者，一者如春雨，润物无声；一者如惊雷，振聋发聩。时代需要惊雷，也需要春雨。对于广大识字不多、或忙于生计无暇深究理论的普通民众而言，一个好故事带来的触动与思考，有时比一篇深奥的文章更为直接、持久。”
陈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但又追问：“那么，依周先生看，在当前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是实业救国更为紧迫，还是思想启蒙更为根本？或者说，是办工厂、造机器更能强国，还是开民智、启民心更为要紧？”
这又是一个宏大而尖锐的命题。李老师也插话道：“正是。譬如在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周先生久居上海，对此有何看法？这究竟是推动实业进步的助力，还是影响生产的麻烦？”
问题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接近现实政治的边缘。周杉感觉到，这场茶会，看似风雅，实则是北平思想界对他的一次“摸底”和“预热”。这里的讨论，与上海商界、文化界更多关注具体实务、商业机会的氛围迥然不同，更重理论辨析、主义之争和意识形态的倾向。
他保持着倾听的姿态，略作思考后，才谨慎开口：“陈先生、李先生的问题，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我们究竟该如何救国？我以为，这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实业是躯体，思想是灵魂。没有强健的躯体，灵魂无所依附；没有觉醒的灵魂，躯体也只是行尸走肉，容易为人所制。”
“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天经地义。劳动者得其应得，方能安心生产，发挥才智。若一味压榨，看似成本低了，实则挫伤了最根本的生产积极性，也埋下了动荡的种子。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机制，让劳资双方都能获益，让工厂能够持续发展，工人生活得以改善。这需要智慧，也需要双方的理解与妥协。一味对抗，或一味压制，恐非长久之计。”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诸人：“至于孰轻孰重，我想，这或许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在北大的讲坛上，在诸位的讨论中，思想启蒙自然是重中之重。但在上海的工厂里，在长江的轮船上，或许一吨优质的棉纱、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就是最实在的救国。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尽其所能，便是贡献。”
他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而是呈现了一种更复杂、更多元的思考。既不激进地完全站在工人运动一边，也没有为资方张目；既肯定了思想启蒙的根本性，也承认了实业救国的现实紧迫性。这种平衡、务实的态度，让在座几位都有些意外。
周作人轻轻拍了拍手，微笑道：“淮山先生此言，倒是合了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实事求是。救国之事，千头万绪，本就不是一条路、一种方法能走通的。能在自己立足之处，做切实有益之事，便已难得。”
刘半农也笑道：“看来淮山兄不仅文章写得好，见识也通透。明日演讲，我看是稳了。”
顾颉刚则道：“周先生对历史细节的考究，对我很有启发。改日有空，还想再向先生请教。”
茶会又持续了个把时辰，话题渐渐发散开去，从文学到历史，从时政到趣闻。周杉大多时候在倾听，偶尔发言，也多以提问和探讨的形式，引导他人说出观点，自己则藏锋于钝。
顾颉刚谈起了他正在进行的古史辨伪工作，如何从《诗经》、《尚书》中寻找线索，质疑“三皇五帝”的传统体系。周作人则聊起了他翻译的日本俳句和希腊神话，认为文学之美在于冲淡与自然。刘半农则讲起了他在欧洲留学时的趣闻，以及回国后推广注音字母的种种困难。
周杉静静地听着，偶尔插话问一句：“顾先生，您认为古史辨伪对当下社会有何意义？”或者“启明先生，您认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否能为中国文学提供借鉴？”
他敏锐地感觉到，北平的思想圈子里，派系与主义的痕迹很重。同样是推崇新文化，胡适、周作人等人更倾向于温和的改良与学术研究，而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则言辞更为激烈，主张彻底打倒旧文化。同样是关注社会，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主张教育救国，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救中国。对于具体路径的看法，更是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
这与他熟悉的上海很不一样。上海更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