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大学。古老的校园里弥漫着潮湿的雾气与书香。徐志摩夹着几本诗册，匆匆穿过国王学院的回廊，准备返回宿舍。在路过学院门房的信箱时，他习惯性地瞥了一眼，发现有一封来自美国的航空信，寄信人是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结识的一位友人。
回到房间，壁炉里跳跃的火焰驱散了些许阴冷。徐志摩拆开信，友人兴奋的字迹跃然纸上：
“……志摩，你一定无法想象，最近整个纽约，不，是整个美国，都在为一部小说疯狂！《TITANIC》，作者署名S.G. Sequoia，写的是1912年那艘沉没的巨轮。但它绝非一般的灾难纪实，它写爱情，写阶级，写人性在末日面前的辉煌与卑微……《纽约先驱报》连载时就已万人空巷，现在单行本上市，更是被抢购一空！评论界称之为‘本世纪最动人的海上悲歌’。我敢断言，此书必将载入文学史册。不知欧洲可闻其声？强烈推荐你一读！”
随信附上的，正是《TITANIC》的单行本封面剪报，那简洁而富有冲击力的设计，让徐志摩心中一动。他对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本就有所耳闻，但友人口中“写人性辉煌与卑微”的评价，深深吸引了他这位崇尚浪漫与自由的诗人。
几天后，徐志摩在伦敦查令十字街的一家书店里，终于找到了这本装帧精美的英国版《TITANIC》。他迫不及待地买下，回到剑桥后，几乎是一口气读完。
合上书页时，窗外已是夜色深沉，康河的柔波仿佛也沉浸在那场北大西洋的寒冰之痛中。徐志摩心潮澎湃，忍不住提笔给国内的友人写信：
“…………读罢《TITAN尼克》，心绪久久难平。Sequoia先生笔下的杰克与露丝，其爱情之纯粹、勇气之卓绝，竟让我数次掩卷长叹。这不仅是艘巨轮的沉没，更是一个时代的挽歌，是僵化阶级壁垒在生命尊严面前的轰然崩塌！作者叙事之宏大，刻画之精微，情感之磅礴，实为近年所见之佼佼者。未知此Sequoia是何方神圣？其笔力之老辣，情怀之深广，决非寻常作家可比。此书若能译介至国内，必能引起巨大共鸣，因其中蕴含的对自由、对真爱、对个体价值的礼赞，正与我辈新文化之追求暗合……”
与此同时，在法国巴黎左岸的咖啡馆里，留法的中国学生们也在热烈讨论着《TITANIC》。有人赞叹其爱情故事的凄美，有人分析其社会批判的锐利，更有人将其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相比较，认为其写实功力不遑多让。
而在日本东京，精明的出版商迅速引进了《TITANIC》的日文版。小说中对东方审美中“物哀”精神的某种契合（比如对繁华易逝、命运无常的渲染），以及对西方世界内部矛盾的揭示，都引起了日本读者的广泛兴趣。书店门口贴满了巨轮海报，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评论，S.G. Sequoia这个名字，迅速成为东亚文坛热议的谜题。
这股全球性的文学风暴，终于随着远洋货轮的汽笛声，吹入了东方巴黎——上海。
先是租界里的西文报纸开始出现相关书评，《字林西报》用显著版面报道了“《TITANIC》现象”，称其为“一部征服了欧美读者的伟大作品”。很快，在跑马厅、在汇中饭店、在洋行高级职员的俱乐部里，那些穿着西装、喝着下午茶的洋人们，也开始频频提及“S.G. Sequoia”和“Titanic”。
“难以置信，这个故事居然如此真实！仿佛我就在那艘船上！”一个英国商人对他的同伴说。
“听说作者身份很神秘，有人猜是某个隐居的文学大师，有人甚至猜是幸存的某位贵族化名所作。”另一位法国领事馆的官员压低声音，带着几分神秘感。
“无论他是谁，这本书的成功已经毋庸置疑。它抓住了人类共通的感情——爱、恐惧、牺牲，还有对命运的抗争。”
这些议论，如同细小的波纹，渐渐从洋人圈子扩散开来。一些懂英文、关注西方动态的中国知识分子、编辑、作家，开始留意到这本风靡全球的奇书。
这一天，正在上海出差、为《晨报副镌》组稿的孙伏园，在一次文人聚会上，首次听到了关于《TITANIC》的热烈讨论。他立刻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巨大价值。
《晨报》第七版于1921年10月正式独立出版，定名为《晨报副镌》，由孙伏园实际主持。其办刊宗旨之一，便是积极引进外国进步文学佳作，“灌输常识，提倡艺术”，为国内文坛注入新鲜血液。这部能同时在欧美日本引起轰动的《TITANIC》，简直像是为《晨报副镌》量身定做的选题！
聚会一结束，孙伏园立刻赶往南京路上的别发洋行（Kelly &a; 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