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周杉应茅盾（沈雁冰）之邀，前来参加一个小型的文化界茶话会。窗外梧桐叶已落了大半，光秃的枝丫映在明净的玻璃上，屋内却因炭盆和热烈交谈而暖意融融。
今天的茶话会规模不大，除了主人茅盾，只有三四位相熟的编辑和评论家，气氛比之前《小说月报》革新时的盛大聚会更为私密。话题自然而然地从文坛近况开始，而焦点很快便集中到了周杉身上——更确切地说，是集中到了他近半年的“沉寂”上。
“淮山兄，”《申报》副刊的一位编辑率先开口，语气中带着关切与不解，“自从《活着》完结这半年来，文坛可就再没见到你的新作了。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到报社，都在询问‘淮山’先生是否封笔，或是另有宏图？你这支生花妙笔突然搁下，可真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啊。莫非是在潜心构思什么惊世之作？”
另一位评论家也接口道：“是啊，淮山兄。《射雕》《神雕》珠玉在前，《活着》更是直指时代肺腑，引发南北热议。如今正值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读者期盼正殷，你这一停笔，着实令人心焦。不少人都猜测，你是否会重返武侠，还是继续在现实题材上深挖？”
周杉早已料到会有此一问。他放下茶杯，神色从容，微微一笑道：“劳各位挂心了。这半年来并非有意搁笔，实在是俗务缠身，分身乏术。家中添了些产业需要打理，从筹划到步入正轨，事事需人操心，耗去了不少精力。”他巧妙地将重心引向实业，但谨慎地没有提及具体产业和合作细节，避开了关于未来创作方向的具体回答。
他顿了顿，继续用一种沉稳而诚恳的语气说道：“至于创作，我一直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可不慎。动笔之前，需得沉淀积累，待胸中有丘壑，笔下方能有乾坤。这段时日，我一面处理些庶务，接触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民生；一面也多读了些书，观察这变幻莫测的时局。写作之事，并未忘怀，只是觉得时机未到，不敢轻易下笔，以免辜负读者的厚爱。”
这番话既解释了“沉寂”的原因（处理庶务、接触实际），又表达了对创作的慎重态度，显得不卑不亢，合情合理。
茅盾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膝头一本《新青年》上轻轻敲击。他今日穿一件半旧的深色长衫，目光透过镜片，显得格外深邃。待关于周杉“沉寂”的话题稍歇，他缓缓开口，将话题引向了更深处：
“淮山兄处理庶务，接触实际，亦是了解社会、体验民生之途。不过，无论是你的《射雕》《神雕》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还是《活着》对乡土中国沉疴痼疾的深刻揭示，其精神内核，依我看来，都有一股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改造社会的渴望。尤其是《活着》，它不仅仅是在展示苦难，更是在追问苦难的根源——土地的流失，宗法的压迫，兵匪的横行，这一切的症结何在？仅仅是个人的命运不济吗？”
他顿了顿，目光直视周杉，语气变得郑重起来：“近来我重读一些欧西传来的新学说，愈发觉得，若要从根本上解释福贵们的悲剧，改变这积贫积弱的国势，或许需要一种更彻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知淮山兄对近来学界、思想界探讨的某些旨在根本改造社会的学说，可有涉猎？又作何看法？”
此言一出，茶座间顿时安静下来。在座的都算是新文化阵营的同仁，但如此隐晦地谈及敏感话题，仍显得颇为微妙。大家都隐约感觉到，茅盾此问，绝非一般的学术探讨。
周杉心知考验来了。他放下茶杯，神色平静，既无惊惶，亦无急于表白的激动。他来自百年后，对某些思想的历史发展、成功与挫折有着超越时代的洞察，也深知在此刻的民国，选择一条道路意味着什么。他更清楚自己的“根”在哪里——他穿越而来，最大的初心和使命，是守护好身边这个家，用自己超越时代的见识，让家人过上安稳、有尊严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以笔为剑，以实业为基，为这个时代尽一份力。直接卷入政治漩涡，并非他所愿，也可能违背他保护家庭的初衷。
然而，他同样对那些为理想奋斗的人们怀有敬意，深知在未来的岁月里，谁是真正能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他不能，也不想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雁冰兄的问题，切中肯綮。”周杉沉吟片刻，声音沉稳有力，“您提到的那种旨在根本改造社会的学说，其部分分析方法，特别是其对某些社会现象根源的剖析，我略有了解，认为确有深刻之处。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能剖开以往许多混沌不清的表象。比如《活着》中，福贵家产的丧失，表面看是时运或个人挥霍，但其背后，何尝没有旧有秩序的盘剥、近代资本入侵下小农经济破产的影子？若只用‘命数’或‘道德’来解释，无疑是隔靴搔痒。”
他这番话，态度明确，表示他理解并认可某种深刻的分析方法。茅盾眼中闪过一丝欣慰。
周杉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加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