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老栓扶着妻子赵氏，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原本挺直的脊梁，在逃亡路上被苦难压得佝偻，粗布短褂下的肩膀还留着在大连码头扛货时被木材砸出的淤青。赵氏脸色蜡黄，一只手紧紧攥着丈夫的衣角，另一只手捂着胸口，每走一步都要忍不住咳嗽，单薄的身体在江风里抖得像片枯叶。十六岁的林柱子跟在最后，背上的蓝布包塞着全家仅剩的几件衣物和半袋炒面，他警惕地盯着周围来往的脚夫与商人，眼神里是这个年纪少有的沉郁 —— 那是见过兵火、饿过肚子的孩子才有的眼神。
“到上海了…… 巧娘说不定就在这儿……” 林老栓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他望着码头上鳞次栉比的洋行与货栈，还有那些穿着西装、说着外语的洋人，突然觉得手脚都有些发颤。从奉天逃到大连时，他们以为靠海的城市总能有条活路，可现实却给了他们更重的打击。在大连，林老栓想找份扛包的活，工头却要先扣三成工钱当 “押金”，他每天天不亮就去码头，扛着百来斤的大豆袋从日出走到日落，夜里倒在窝棚里连动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一个月下来也攒不下几个铜板。赵氏去纱厂拆纱线，冷得像冰窖的厂房里，她的手泡在冷水里很快长满冻疮，后来又染上风寒，咳嗽着硬扛了两个月，直到咳出了血才敢歇工。
林柱子那时候每天揣着母亲省下来的半个窝头，在码头帮人跑腿送信，偶尔能赚两个铜板。有次他看到一个老工人因为要不到工钱，被工头的打手按在地上用木棍抽，老工人的哀嚎声混着围观者的哄笑，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那天晚上，他躺在窝棚里，摸着怀里攒下的十几个铜板，第一次明白 “活下去” 这三个字有多难。也是那天，他跟爹娘说：“咱们去上海找姐姐吧，姐姐一定能帮咱们。”
为了凑船票钱，他们把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 —— 赵氏陪嫁的银镯子、林老栓的旧棉袄都当了，才换来了三张底舱票。那艘运送木材和大豆的货船，底舱连个像样的床位都没有，他们只能挤在货物缝隙里，盖着捡来的破麻袋。海上的风浪很大，船身晃得人五脏六腑都要翻过来，赵氏的咳嗽越来越重，好几次都咳得晕了过去。林柱子就守在母亲身边，用捡来的空罐头接雨水，一点点喂给母亲喝，夜里靠在木材上打盹，生怕自己睡着了母亲再出什么意外。整整十天，他们靠着干硬的窝头和雨水度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上海，找姐姐。
可真到了上海，他们却犯了难。十六铺码头人声鼎沸，洋行、货栈、茶楼鳞次栉比，穿着西装的洋人、戴瓜皮帽的商人、扛货的工人往来不绝，这繁华的景象让他们既陌生又惶恐。他们只知道林巧娘和女婿周杉住在棚户区，可上海的棚户区像一张巨大的网，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根本不知道该从何找起。
“爹，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林柱子看着母亲苍白的脸，心疼地说，“娘的病不能再拖了，先找个地方住下，我再去各个棚户区打听姐姐的消息。”
林老栓点了点头，叹了口气。他们跟着几个同样逃难的人，一路打听，终于来到了闸北的棚户区。这里的景象和他们想象中的一样，低矮的棚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道路泥泞不堪，空气中弥漫着霉味、汗味和垃圾的臭味。他们花了两个铜板，租了一间漏风的小棚屋，里面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和一个缺了角的陶罐。
安顿下来后，林老栓第二天就去了附近的码头找活干。他年纪大了，又常年劳累，身体早已不如从前，扛不了重活，只能做些搬小物件、整理货物的杂活，工钱比年轻工人少了一半。赵氏则在家附近给人浆洗衣服，她的手因为生病和常年浸泡在冷水里，已经变得僵硬变形，洗不了几件衣服就酸痛难忍，可她还是坚持着，想多赚点钱给家里补贴。
林柱子则承担起了找人的重任。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揣着母亲煮的红薯，穿梭在各个棚户区里。闸北的蕃瓜弄、南市的斜桥…… 凡是有人聚居的地方，他都跑遍了。他逢人就问：“您认识一个叫周杉的吗？他妻子叫林巧娘。” 可大多数人要么摇头说不认识，要么就是不耐烦地挥手让他走开 —— 在这乱世里，每个人都顾着自己的生计，谁有闲心管别人的闲事？
有一次，他在南市的棚户区看到几个孩子围着一个大人听故事，大人手里拿着本《小说月报》，正念着 “郭靖在草原射雕” 的段落。林柱子凑过去听了两句，心里觉得这故事真热闹，旁边有个茶摊老板笑着说：“这《射雕英雄传》现在火得很，作者叫‘淮山’，听说也是咱们上海的，写的故事又热血又实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