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的热线电话从早上七点就开始响个不停。小骆和几个同事接电话接到嗓子沙哑。有老人打电话来，说自己的孙女和朱颖一样大，哭得说不出话；有中年人说自己的弟弟也在国外当记者，要求转达对烈士家属的慰问；有年轻人问追悼会的时间地点，说要请假去参加；甚至有几个中学生，问能不能为朱颖种一棵纪念树。
下午，叶葆启去了南巷。五姨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都是街坊邻居，还有看到报道找来的陌生人。人们送来白菊、挽联、亲手折的纸鹤。五姨被围在中间，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朱颖的往事。她的声音已经嘶哑，但眼神里有种奇异的光亮——那是一个普通母亲，突然发现女儿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时的复杂情感。
叶葆启没有打扰他们。他悄悄退出来，沿着潮湿的小巷慢慢走。巷子两边的老墙长满青苔，墙角有被雨水打落的槐花，白色的小小一朵，贴在青石板上，像一个个小小的句号。
走到巷口时，他看见一个老人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老人很老了，背弯得像只虾，脸上布满老年斑。他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雨中的鸢尾》，嘴唇无声地翕动。
叶葆启在他身边停下。
“写得好啊。”老人头也不抬地说，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这姑娘……我见过的。”
“您见过朱颖？”
“她小时候，常来我这儿买糖葫芦。”老人抬起浑浊的眼睛，“我做了五十年糖葫芦，见过多少孩子长大、变老、离开。这姑娘不一样，她眼睛里有火。我说：‘丫头，你这么爱看书，将来是要做大事的。’她笑，露出两个酒窝：‘爷爷，我要当记者，把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写出来。’”
老人用枯瘦的手指抚摸报纸上的照片：“她真的去写了。写到了最后。”
叶葆启在他身边坐下。两人沉默了很久，只有远处传来的海浪声，一波又一波，永不停歇。
“您说，”叶葆启突然问，“她走的时候，会疼吗？”
老人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种历经沧桑的慈悲：“孩子，疼不疼已经不要紧了。要紧的是，她走的是自己想走的路。这世上，多少人活一辈子，都没走过自己想走的路啊。”
夕阳西下时，叶葆启回到报社。总编辑站在窗前，背对着门。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在雨后的空气中晕染开一片片暖黄的光晕。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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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没有回头，“这座城市，有三百万人。每个人都在活着，爱着，痛着，遗忘着。但今天，三百万人都在想同一个姑娘。”
叶葆启走到他身边。从四楼的窗户看出去，整座城市尽收眼底。街道如血脉延伸，灯光如细胞闪烁。这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生命体，此刻，它为一个逝去的女儿静默。
“我常想，”总编辑轻声说，“记者到底是什么？是历史的记录者？是真相的追寻者？还是权力的监督者？今天我觉得，记者首先是人。是能感受他人之痛、理解他人之梦、铭记他人之生的人。朱颖做到了，用最彻底的方式。”
夜渐渐深了。叶葆启加班修改一篇稿件时，突然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他抬头，看见一个清洁工阿姨推着清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