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总编睡了，”阿姨看见叶葆启，不好意思地笑笑，“我进不去。就放这儿吧。我女儿和朱记者一样大，也在外地工作。看了报纸，我一晚上没睡着。”
她推着车走了，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渐渐远去。叶葆启走过去，拾起那支白菊。花瓣上还带着夜露的湿润，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追悼会那天，天空湛蓝得不像真的，像是有人用最纯粹的颜料，一笔刷满了整个苍穹。报社安排了三辆大巴，却还是不够坐——很多读者自发前来，骑着自行车，坐着公交车，甚至步行，向着城北的殡仪馆汇聚。
叶葆启坐在第一辆大巴的靠窗位置。车缓缓行驶，他看见街道两旁，不知何时挂起了许多白花。不是官方组织的，是市民自发的。有的挂在行道树上，有的系在路灯杆上，有的贴在店铺橱窗上。那些白花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像无数只挥别的手。
五姨坐在前排，穿着一身黑衣，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旧布包。叶葆启知道，里面装着朱颖小时候的作业本、获奖证书，还有那个从海边捡来的贝壳。这些微不足道的物品，此刻成为一个生命存在过的全部证据。
殡仪馆外已经人山人海。人们安静地排着队，手里拿着白菊、报纸、自制的小白花。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悲伤，但那悲伤不是压抑的、绝望的，而是清澈的、有力量的，像深海之下的暗流，表面平静，内里汹涌。
追悼会开始前，叶葆启在休息室见到了朱颖的母亲。那是一位瘦小的妇人，头发全白了，被两位亲属搀扶着，整个人像一片风中的枯叶。她没有哭，只是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灵魂已经随着女儿去了远方。
“阿姨，”叶葆启上前，不知该说什么，“朱颖的文章……写得很好。”
母亲缓缓转过头，看着他。那双眼睛深不见底，盛满了人类语言无法承载的伤痛。她张了张嘴，终于发出声音：“她走的时候……是睡着的吗？”
叶葆启的心脏被狠狠揪紧了。所有准备好的安慰话语瞬间蒸发，他只能诚实地说：“公开报道说，是在睡梦中……”
母亲点点头，又转回头去，继续望着虚空。也许，对一位母亲来说，女儿是否在睡梦中离去，是最后一点可怜的慰藉。
追悼会现场，黑纱、白花、挽联、遗像。朱颖的笑容依然灿烂，与周遭的肃穆形成刺痛的反差。哀乐响起时，人群开始低泣。那哭声起初压抑，渐渐放开，最后汇成一片悲伤的海洋。叶葆启站在记者区，看着这一切，手中的笔重如千钧。
轮到他上前献花时，他走到朱颖的遗像前，深深鞠躬。抬起头时，他看见照片旁边摆着几件遗物：一个旧相机，一个笔记本，一支笔。相机外壳有几处磕碰的痕迹，笔记本的边角已经磨损，笔是很普通的圆珠笔，透明笔杆能看到剩下的墨水。
就是这些东西，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伤口，见证了一个民族的伤痛，最终承载了一个年轻生命的全部重量。
叶葆启突然明白了总编辑说的“长明灯”。那灯不是真的灯，而是一种记忆，一种精神，一种代代相传的坚守。朱颖点亮了她那盏，现在，灯火传到了活着的人手中。
追悼会结束后，人群缓缓散去。叶葆启最后一个离开大厅。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正好照在朱颖的遗像上。那张年轻的脸笼罩在金色的光晕中，笑容温暖而永恒。
那一刻，叶葆启产生了一种奇异的错觉：他看见照片上的朱颖眨了眨眼，嘴角的弧度似乎更深了些。然后他意识到，是自己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文章获奖的消息是在秋天传来的。好新闻一等奖，评语写得庄重而恳切。社里开了庆功会，总编辑把奖状颁给叶葆启时，会议室里掌声雷动。但叶葆启没有太多喜悦。他知道，这份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甚至主要不属于他。它属于朱颖，属于所有在那场灾难中逝去的生命，属于一个民族在伤痛中的坚守与尊严。
会后，他带着奖状和一本装订好的报道合集，再次去了南巷。五姨的家门虚掩着，院里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他敲门进去，发现屋里还有几位客人——都是看了报道找来的，有老师，有学生，有退休工人。
五姨看起来比上次精神了些。她接过奖状，用衣袖仔细擦拭玻璃框，然后把它摆在朱颖遗像的旁边。
“颖儿啊，”她对着照片说，“你看见了吗？你的故事，让这么多人都记住了。值了，值了。”
一位中学老师站起来，有些激动地说：“阿姨，我们学校把朱记者的事迹编进了校本课程。上周的主题班会，孩子们都哭了。他们说要向朱颖姐姐学习，认真读书，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一个女学生怯生生地问：“阿姨，朱颖姐姐小时候……真的为了买书不吃早饭吗？”
五姨笑了，眼角的皱纹像菊花般绽开：“可不是嘛。有一次饿晕在课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