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在一个午夜抵达的，像一柄烧红的铁钎，猝不及防地捅进了这座沿海城市的梦境。起初只是电话铃声在少数几户人家响起，接着是压抑的啜泣，随后哭泣声如瘟疫般蔓延开来，穿过雨幕，顺着电线杆和老墙的缝隙，渗进了千家万户的睡梦。天亮时，整座城市都醒了，却醒在一场共同的噩梦里。
报社的老印刷机在凌晨三点开始轰鸣。叶葆启站在二楼的窗前，看着楼下陆续聚集的人群。他们没有打伞，雨水顺着头发、脸颊流下，与泪水混在一起。人群是沉默的，沉默得可怕，只有雨水敲打柏油路面的声音，啪嗒，啪嗒，像谁的心跳正在慢慢冷却。
“三位记者，”总编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沙哑得像被砂纸打磨过，“其中一位，是咱们这座城市的姑娘。”
叶葆启转过身。总编辑手里捏着一份电传稿，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五十多岁了，鬓角已经全白，此刻那些白发在日光灯下泛着潮湿的光。
“朱颖。”总编辑吐出这个名字时，嘴唇在颤抖，“二十七岁。”
办公室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秒针每走一格都格外沉重。叶葆启接过那张薄薄的纸，上面的字迹因为潮湿有些晕染：贝尔格莱德，轰炸，三名中国记者罹难。他的目光停留在“朱颖”两个字上，突然想起小时候外婆说过——名字是有重量的，有的人名字轻如柳絮，风一吹就散了；有的人名字却重如铁锚，沉下去就能定住整艘船的摇晃。
“她是咱这儿的闺女。”总编辑又说了一遍，这次用的是方言，“从小在南巷长大，吃海盐、吹海风长大的。”
叶葆启没说话。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从抽屉深处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支点燃。烟雾升腾起来，在日光灯下扭曲成奇怪的形状，像某种古老的象形文字，诉说着无法言说的悲伤。窗外，人群越聚越多，沉默开始发酵，变成低沉的、涌动的、危险的东西。
雨还在下。
寻找朱颖亲属的过程像在迷雾中摸索。这座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三百多万人在此生息，每个人的故事都如珊瑚虫般悄无声息地堆积，最终形成坚硬的、错综复杂的珊瑚礁。叶葆启和同事小骆拿着街道办提供的模糊线索，在老城区蛛网般的小巷里转了两天。
第三天下午，雨势稍歇，天空露出一小块惨淡的鱼肚白。他们终于在一处墙皮剥落的老院里，找到了朱颖的五姨。
门是虚掩着的。叶葆启抬手敲门，木质门板发出空空的回响，像是敲在什么巨大的空腔上。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六十多岁妇人的脸。那张脸原本应该是圆润慈祥的，此刻却被悲痛侵蚀得沟壑纵横，眼窝深陷，像两口干涸的井。
“你们是……”老人的声音细若游丝。
“报社的。”叶葆启出示证件，“关于朱颖……”
“颖儿啊！”老人突然哭出声来，那哭声不是从喉咙，而是从胸腔深处某个裂开的地方涌出来的。她拉开门，整个人几乎要瘫软下去，小骆赶紧上前扶住。
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冠如盖，树下积着一洼洼雨水。正屋的门楣上，不知谁已经挂上了一截黑布，被雨水打湿了，沉甸甸地垂下来。屋里光线昏暗，只有正对门的那面墙是亮的——那里摆着一张披着黑纱的照片，照片前供着三碟水果、一捧白菊。
照片上的姑娘在笑。那种笑很特别，不是冲着镜头的，而是冲着镜头之外的某个地方，眼睛微微眯起，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仿佛刚听到一个有趣的笑话，又像是看见了什么特别美好的东西。她的头发被风吹起几缕，阳光洒在脸上，形成了细小的光斑。
“这是她去年春天拍的，”五姨被搀扶着在椅子上坐下，目光黏在照片上，“在贝尔格莱德的多瑙河边。她说那儿的天特别蓝，蓝得不像真的。”
叶葆启在老人对面坐下，打开采访本。笔尖悬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他采访过火灾、车祸、凶杀案，见过各种各样的死亡和悲伤，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死亡如此具体，又如此遥远；悲伤如此私人，又如此宏大。
“您能跟我们说说她吗？”小骆轻声问，递上一杯热水。
五姨捧着杯子，热气蒸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她开始说话，起初断断续续，后来越说越流畅，仿佛打开了一个封存已久的闸门。
朱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父亲早逝，母亲体弱，她从小就在几个姨家轮流住。南巷的老房子，推开窗就能看见海——不是那种开阔的、蔚蓝的海，而是被码头、渔船、防波堤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灰色海面。空气里永远弥漫着鱼腥味和盐碱味。
“但她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五姨说，嘴角浮现出一丝近乎骄傲的苦笑，“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