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什么时候想当记者的？”
五姨想了想：“初中吧。有一年台风过境，海水倒灌，南巷淹了大半。水退后，她在淤泥里捡到一本记者证，塑封的，照片已经模糊了。她揣着那本记者证揣了整整一个夏天，逢人就说：‘我长大了也要当记者，要去最远的地方，写最重要的新闻。’”
叶葆启低头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忽然想起自己年少时，也曾在某个黄昏，对着西沉的太阳发誓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肩膀被生活磨出了老茧，手也习惯了键盘的触感。而那个在南巷捡到记者证的女孩，真的去了最远的地方，写了最重要的新闻——用生命做了最后的注脚。
“她走之前回来过一次，”五姨的声音把叶葆启拉回现实，“是去年中秋。她黑了，瘦了，但眼睛特别亮。她说贝尔格莱德的天空总能看到战斗机拉出的白线，像谁用刀子在蓝布上划出的口子。她说当地的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警报，警报一响，不是往防空洞跑，而是先抬头看天，判断轰炸的方向。”
老人停顿了很久，久到叶葆启以为她不会再说下去了。窗外的雨又下起来，敲打着槐树叶，发出细密的、悲伤的声响。
“她临走时，抱了抱我，说：‘五姨，别担心，我会小心的。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有些话总要有人去说。’”五姨抬起泪眼，“她身上有股味道……不是香水，是纸和墨的味道，还有……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像铁锈一样的味道。”
采访持续到傍晚。雨停了，西边的云层裂开一道缝，夕阳像熔化的金子般倾泻而下，把院子里的积水染成血红。叶葆启和小骆起身告辞时，五姨突然抓住叶葆启的手。
她的手冰凉，皮肤薄得像纸，能感觉到下面骨头的形状。
“记者同志，”她盯着叶葆启的眼睛，“你们写文章，能不能……能不能不光是说她怎么牺牲的？也说说她怎么活的。说说她小时候考试考好了会蹦着走路，说说她吃鱼会被刺卡住，说说她第一次拿到记者证时哭了半个钟头……她不只是个烈士，她还是我的颖儿，是个人，是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
叶葆启郑重地点头。那一刻，他感到肩上压下了某种无形却沉重的东西——不是责任，不是使命，而是更具体的东西：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全部记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全部见证。
那晚叶葆启没有回家。他留在办公室，把所有的材料铺在桌上：五姨的口述记录，公开报道的剪报，朱颖生前同事的回忆文章，还有从资料室借来的关于南联盟局势的背景材料。日光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只有远处港口传来的轮船汽笛，低沉而悠长，像巨兽的叹息。
他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朱颖。不是烈士朱颖，不是记者朱颖，而是从南巷走出来的、爱吃糖葫芦的、怕黑的、曾经为青春痘烦恼过的普通女孩。这个女孩如何在某个时刻，做出了走向远方的决定？又如何在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日复一日地工作、生活、记录？
凌晨两点，叶葆启趴在桌上打了个盹。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两旁的建筑是欧式的，但墙面上布满弹孔。天空是奇怪的暗红色，像即将凝固的血。一个女孩背着相机从他身边跑过，短发飞扬。
“等等！”他喊。
女孩回过头——是照片上那张脸，但更生动，脸颊上有几颗雀斑，鼻尖沁着细密的汗珠。
“你要去哪儿？”他问。
“去有新闻的地方。”女孩笑着，露出一颗小小的虎牙，“你要一起来吗？”
他还想说什么，远处突然传来爆炸声，地面剧烈震动。女孩转身就跑，她的白衬衫在暗红色的天空下格外醒目，像一只逆风飞行的白鸟。叶葆启想追，双脚却像被钉在地上，动弹不得。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白色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街道拐角处。
惊醒时，天已微亮。窗外的梧桐树上，早起的鸟儿开始啁啾。叶葆启揉揉发涩的眼睛，拿起笔，在稿纸顶端写下标题：
《雨中的鸢尾：一个女孩与她的时代》
他决定不写宏大的颂歌，而要写一条河流——一个人的生命如何汇入历史的洪流，又如何在那洪流中保持自己的形状与声音。他写朱颖的童年，写南巷的海风如何在夜晚拍打木窗，写她如何借着路灯的光读捡来的书；写她的青春，写她如何攒了三个月早餐钱买下第一台二手相机，如何在校报上发表第一篇报道时的兴奋；写她的选择，写她如何放弃沿海城市的安稳工作，主动请缨前往巴尔干半岛。
写到她在贝尔格莱德的生活时，叶葆启用尽了想象力。他查阅地图，找到中国大使馆的位置，想象她每天从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