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后两句，他又一次压低声音，像是讲到了什么难为情的话，低头接过女孩的绳样，翻了个工整的“金鱼”。女孩接过来理弄几下，扯出一块“碎玻璃”，猛地扭过身，举到尾形面前。

    “叔叔来玩？”她口齿不清地说。一笑，梨涡上的豆沙也跟着翘。

    “哎呀这可真是……您别见怪……”

    听着后藤诚惶诚恐的讪笑，尾形只歪头打量那块菱形的“玻璃”。随后伸手套住红绳，向外一翻、一扯，将将拉出“马槽”的形状，递回到窗口。

    “玩得真烂。”女孩扁了扁嘴，梳弄着到手的乱线，浑未察觉父亲发青的脸色。

    “是不怎么样，”尾形点点头，戳了戳自己嘴角，示意女孩擦掉她脸上的豆沙，“因为叔叔从没有跟自己的女儿玩过呀。”

    说罢，他起身朝剧院正门去，边走边把外套扣紧。楼宇间刮来一阵穿堂风，带了几分入夜的冷，呜呜地往尾形领口钻。

    他原是打算送真纪到电车车站的。可才出医院大门，便被她直言谢绝。这并非她头一次回避与他单独走在路上，更不用提进餐、出游之类的相处。早年花泽夫人还热络地替他俩张罗过几次看戏、喝咖啡的局，直到小当事人的不甘不愿发酵成了只留一张字条的临场告假，才遗憾作罢，改换成如今这套不温不火的三人对席。

    “这次你自己拿给她，我可不当这个中间人”，是花泽夫人在每年真纪生日的前夕惯例会有的抱怨，但尾形清楚她对此十分受用，无论是把他准备的史明克颜料也算作“奶奶给真纪的礼物”，还是看真纪换上由她赠与、经名画师之手绘制的东京友禅振袖，于她的寿诞礼数周全地奉上一幅镶嵌在松木榫卯画框中的精美水彩画。

    “咱们家的孩子，做什么都出色，是不是？”真纪走后，花泽夫人总会戴上防尘手套，细细地抚摸画作，既像对尾形嘀咕，又似自言自语，“虽说终归要许个好人家，但在那之前，去法国、美国这样的地方开开眼，学一门正经的西洋画艺术，咱们也不是出不起这个钱……”

    话虽如此，可正主的心思，又有谁说得准？就算尚无定数，又凭什么依照大人的一厢情愿按部就班呢？

    这事尾形大约最有发言权。毕竟连真纪小学毕业后去哪里升学，他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检票后，尾形轻车熟路地绕过受潮隆起的地板、跨过金属镶边卷翘的台阶，直接上了二层。确如后藤所言，场内稀稀拉拉不过二十来人，楼上包厢更是空空荡荡。台下乐队正调着音，咿咿呀呀的提琴声、呜呜咽咽的长笛声在半空扭成一团，鬼也似的飘来荡去。尽管光线昏暗，尾形仍一眼瞅准了自己的位子，让屁股稳稳陷进锃亮的皮革软垫。即便在贵宾席，这也是距离舞台最近、观赏效果最好的位子。

    场务员开始敲锣，提起喇叭大声警示喧闹与火烛的害处。尾形伏在雕花围栏上，后腰抻了个老长，活像一条午梦初醒的老猫。

    他听得出来，鲤登那套半阴半阳的说辞，还是有六七分真挚的关切在里头。这也叫他一时找不出中途拂袖的借口，虽说这等行径，他到这把年纪不是干不出来，却也正是到了这把年纪，他时而会产生一点耐人寻味的感慨：与鲤登家这位曾经的少爷羔子把酒言欢，哪怕仅仅是面子上的功夫，也不再令他心生厌恶了。

    四十岁。对于一名优秀的帝**人，正是强仕之年。参谋本部人人都在传，下届二部第五课课长非他莫属。论资历，他是陆大毕业生，有辗转全国多个师团任职的经验，还曾亲身赴俄潜伏三年，为陆军远征西伯利亚贡献过一线情报；论人脉，他是“上原派”的后起新秀，元帅陆军大将、前任参谋总长上原勇一一手培植的亲信。十五年了。几乎没人会记得，他曾屈就于某个声名狼藉的中尉麾下当卑微的走狗，也从未有人敢提及，他曾是个连生父都不屑于多看一眼、被刻意遗落在茨城乡下的低贱私生子。

    已经十五年了。

    帷幕升起。身着麦草色芭蕾裙的舞娘踮碎步入场，踩着序曲的轻柔节拍，或学鸭步、或扮鬼脸，惹得一楼观众笑声连连。这出戏虽挂了古希腊悲剧的名头，实为法国人新编的讽世喜剧，传至日本，转译的唱词多了好些本土化的俚俗，再配上修身的洋装、艳抹的浓妆，一度红透了整个东京。

    像这类被保守评论家斥为“下流媚俗”的西洋剧，倒退十年，是万万登不上天长节巡演的“大雅之堂”。“于陛下寿诞共赏万国之气象”，既是身为市民代表的浅草商业会长在东京市议会上的慷慨陈词，亦是经济下行期一块得体的遮羞布。没人会跟钱过不去，尤其是靠市民惊人的消费额跻身东京十五区纳税前列的浅草。

    然而浅草歌剧的黄昏，在大魔术表演、新歌舞伎与电影的三重夹击之下，又是如此苍凉而鲜明。若没几个舞台名导、名角苦苦支撑，也就将将站上“昨日黄花”的队尾了。

    抛开主演的关系，尾形对这出戏也的确颇为中意。尊贵如神王，也要扮作粪坑的蝇虻，乞怜似的绕着欲求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