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到明年就好。”
一个人的时候，她对自己说，“等到来年开春，就能还上债款，再买两张去松山的船票……剩下的够租一间宽敞点的客房——算了，还是在乡下买一套便宜房子吧……”
然而，变化总是来得那样猝不及防。
她记得清清楚楚，那一晚的剧场演的是《鹭娘》，她的肚腹也痛过整个下半场。当弹到白衣的鹭娘子倒在雪地、如抽去了魂魄般哀婉合眼，她也不由得松了拨子，借来的三味线从汗湿的左手滑脱，舞台灯光一瞬颠倒。听后来探望她的后辈说，其他演员拖她起身时，她身下的垫子已被血打了个透湿，足有镜子大小的一块。
从昏迷中醒来，她感觉身体被抽了一半份量，浑身虚飘飘的，看什么都不实在。小到房东太太递给她的菜粥，大到窗外被阳光刺到泛白的新起的高楼。足足一个星期，她看不得红色，也吃不下鱼肉。但若有人登门看望，她仍会照常摆出一副温和的笑脸，嘴上应着“没事”“还好”。她厌恶着露出这副嘴脸的自己，却回回如旧。
也是怪事。她一次都没为那孩子哭过，一滴眼泪都没掉。
“等身子好些了，就带点牡丹饼、菇娘果，到河边给小真纪送去……”
依惯例，花街死了小孩，都会被埋在石狩川桥下的河床，取的是“好过三途河”的祈愿。同期的友人来看她，也是当时抬她回住处的帮手之一。叙了一会儿话，她不自觉把心里头的打算说出口了。
闻言，友人却没有马上接茬，而后笑笑，要另起一个话头。
她立时觉出不对，强笑着问：“怎么了？我这当妈妈的，不能过去吗？”
经不住她再三地问，友人咬了咬唇，轻道：“听说在花街西面……按‘防治法’办的。”
她说的“防治法”，便是政府于十年前颁布《传染病防治法》。北海道天高皇帝远，又是鱼龙混杂的开拓地。旭川虽是军事重镇，其花柳行业却一向处于灰色地带，直到中岛的官营花街成立，才大刀阔斧改了。负责中岛的官员特别交代，事关对岸上千军人的健康，务必要严格执行，切莫马虎。
火葬，即为推行“防治法”的重中之重。
“哦。”她听见自己说，“我知道了。”
她在房间枯坐一夜。到天蒙蒙亮，倏然起身，推门出了院子，往西边走。清晨的街道空荡荡，只有杜鹃呜呜咽咽地叫。有巡逻的士兵在路边歇脚，看她踉跄着在路中央走，指着她后背吆喝两声，见她始终不回，就只吹了声口哨，没再多管。漆黑的烟笔直一道，矗矗上攀。那并非开火做饭的人家，亦未到当地烧炭取暖的时节。她知道那是什么。明明这一年已看见过多次，却非要到这一刻才真真切切了然。
她看到一座砖砌锅炉。不怎么高大，通体被烟气熏出一层薄焦。横开两扇半圆铁门，门缝透着暗红的火光，隐隐传来“噼砰”“噼砰”的响动。草席裹着一具具尸首，从场地这头排到那头。有的露着沾泥巴的脚，有的翻出一截碎花衣襟。空气里飘散的焦糊味太重。她几乎闻不见尸臭。
“你是干什么的？”她正呆站在火场边上，忽听一个男人向她喝问。
他显然是火场工人，穿着辨不出颜色的围裙、套袖和长靴，口鼻围着脏兮兮的罩巾。刚向她汹汹地走了几步，他由下至上扫了她两眼，又放软了口气：“这儿没什么好看……早上天凉，快回屋呆着去。”
她缩了缩脚趾，才觉脚掌被碎石子硌得生疼。走这一路，她只系了一件浴衣出来，袜子都没穿一只。
男人身后摞着两三座小小石塔。她小时候在村里看到过，是祭奠没人照看的死人用的。
“中岛没了的，都要送到您这儿来，”她问，抱着胳膊，明明不怎么冷，却听到自己嗓音在打战，“对不对？”
“对啊。”男人狐疑地瞪她一眼，俯身搬开一筐木炭，“女的、老的，还有小的，统统送进去烧，等出了渣，再排到石狩川里——你不住这附近，是吧？”
她紧抿双唇，一个“是”或“不是”都没法从牙缝里挤出来答。
后面有男人的工友喊话，像是继续工作的意思。于是男人不再理她，转身到锅炉旁边。扭开铁闸门，跟工友各抬起一卷草席的头尾，塞进去，拿铁铲往深处一送，关门。“噼砰”“噼砰”。活像从锅炉内侧敲着铁门一般。
她还记得那孩子的尺寸。小小的，小小一只。才有耗子那么大。轻轻软软一团，单手就能捧起来。
若要塞进那扇迸火星的铁门，只消往那铁铲上一放、再一送，连第二个人手都用不着搭。
在门的另一侧，她也会“噼砰”“噼砰”地敲着封闭她小小肉身的铁门，向她未曾谋面的母亲发出最后的呼救么？
“豁啦”一声。她霍然抬头，